中国（福建）对外贸易中心集团

      “国际贸易热点问题研讨班”《章昌裕教授的讲稿》

第一讲  国际贸易热点问题与资本换技术问题研究

2011年7月7日，上午：9：00-11：30

一、国际贸易热点问题

1、国际贸易新理论

2、我国的世界经济与贸易地位

3、当前国际贸易热点问题

1、国际贸易新理论

国际贸易理论揭示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结构以及贸易利益分配问题。传统贸易理论是古典经济学的产物，主要包括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要素禀赋论，以比较优势理论为核心，以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为基础，认为在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以比较优势为基础进行自由贸易，可以实现贸易双方的利益双赢，主要用于解释产业间贸易（Inter-industry  Trade）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垂直分工与贸易。

传统贸易理论是以国家间差异和要素禀赋差异解释贸易，强调国家间的相似性与贸易量之间的反向关系，即国家间差异越大，产生贸易的可能性越大，国际贸易更多发生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传统贸易理论认为各国应当按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进行生产与贸易，所交换的应当是要素密集度不同的产品，应当是产业间的贸易。

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格局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技术密集型产品贸易比重迅速上升；发达国家间的贸易成为世界贸易主要部分；产业内贸易迅速发展，工业国传统的“出口制成品，进口初级产品”的贸易形势逐渐变化，出现了大量的同一产业内既有出口又有进口的产业内贸易（Intra-industiry Trade）；跨国公司空前发展，跨国公司内部贸易成为工业国总贸易量的主要组成部分，占世界贸易额相当大比重的一部分贸易并不是因为比较成本差异或者资源禀赋的差异而发生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无法或不能全部解释这些现象，新贸易理论得以发展。此后，以克鲁格曼、弗农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各种新的学说（其中最主要的代表是克鲁格曼），这些学说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既有区别，称为新国际贸易理论。

新贸易理论的特征：第一，打破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两个关键假定，建立了更符合实际的不完全竞争假定；第二，放弃赫克歇尔-俄林关于贸易国在获得生产技术方面具有相同可能性的假定，研究不同国家获得技术的可能性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克鲁格曼模型：第一，市场上企业的数量与平均成本之间存在同向变动关系，企业数量越多，平均成本越高；第二，企业数量与产品价格是反向关系，企业数量越多，产品价格就越低；第三，企业数量、产品价格和平均成本的关系是，当价格高于平均成本时（垄断利润），就会有新企业进入市场，企业数量增加；当价格低于平均成本时（企业亏损），现有企业会退出市场，企业数量减少。所以，垄断竞争下国际贸易的结果是，商品价格下降，增加了消费者福利，消费者选择商品的种类增加，福利得到提高。

　　对于垄断竞争企业，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参与国际贸易的结果都是产量的增加。在长期中，企业参与国际贸易的结果使市场价格下降，消费者剩余增加，福利改善；而规模经济的存在也使产品价格下降、生产成本降低，所以，产业内贸易不再是要素禀赋差异，贸易结果使贸易国获益。

　　弗农产品生命周期：由于世界各国技术发展水平不同，技术领先的国家可能率先开发出某种新产品并出口；经过一段时间后，技术较先进的国家掌握了这种技术，成为新的出口国；技术较落后的国家随后才能掌握这种技术，在最后才成为该产品的出口国。产品生命周期概念从国内市场扩展到了国际市场，可以用来解释国际间产业转移现象。

　　产业内贸易、发达国家间的水平分工与长期贸易增长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现象，新贸易理论认为这是因为产生国际贸易的动因与基础发生了变化，不再仅仅是因为技术和要素禀赋的差异带来了贸易，新贸易理论还从供给、需求、技术差距论等不同角度分析了国际贸易的动因与基础。

　　在供给方面，新贸易理论揭示了规模经济性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企业的垄断竞争行为成为贸易产生的重要动因与基础。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规模经济成为引起专业化与国际贸易的重要原因，即使各国的偏好、技术和要素禀赋都一致的情况下，也会产生差异产品之间的产业内贸易，并且国家间的差异越大，产业间的贸易量就越大，而国家间越相似，产业内的贸易量就越大。

　　在需求方面，瑞典经济学家林德将需求与产品差异结合起来解释了产业内贸易产生的原因，认为一国平均的收入水平或者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就是一国的代表性需求。生产者只有专门生产代表此水平的商品才有可能达到规模经济，因此，一国应集中生产本国代表性需求的产品,出口该产品,并从与本国收入水平相似的其他国家进口相似产品，以满足本国其他收入水平消费者的消费需求，规模经济容易在各国代表性需求的产品上产生，收入水平越相似，国家间的产业内贸易越多。

　　在技术方面，技术差距论认为技术差距和模仿时滞决定了现实的贸易格局，美国经济学家波斯纳提出了技术差距理论，认为即使两个发达国家在技术开发方面具有相同的能力，所开发出的技术与产品仍会有差异，从而促成国际贸易的产生，技术水平接近的国家会因为追求产品的差异性而产生贸易，解释了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

　　在贸易政策方面，新国际贸易理论基于利润转移论和外部经济论，提出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即应当对对本国经济有重要促进作用的战略性产业进行扶持补贴，日本80年代中期从美国手中夺得半导体产业的控制权，就是战略性政策使用的结果。战略性政策对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贸易政策有重大影响力，同时，也影响了欧洲联盟条约的内容。

新国际贸易理论注重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国际贸易可以看作是以商品为载体的要素国际流动。

20世纪80年代后，经济全球化进程促使国际分工发生巨大变化，以产品为界限的传统国际分工演变为同一产品内某个环节或某道工序的专业化分工，即全球价值链分工。1985年，迈克尔·波特提出价值链概念，认为价值链是价值创造过程中的基本活动和支持性活动相互联系所构成企业价值创造的行为链条，全球价值链是遍布全球的诸多企业网络相互连接而成的一个有序集合，把一项产品或服务从概念开始，经过不同阶段，交付给最终消费者使用之后还要进行最终处理，它是代表全球一系列专业企业的价值网络。全球价值链分为技术、生产、营销三大环节，其中，技术环节包括研发、创意设计、技术改进、技术培训等；生产环节包括原料采购、制造生产、质量控制、包装和库存管理等；营销环节包含将产品或服务最终配送到客户手中的销售、品牌和售后服务等，全球价值链分工不同环节的价值增值能力存在较大差异。全球价值链分工导致国与国之间的比较优势由传统的最终产品优势转移到全球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上，不仅促进全球产业体系的重构，而且导致国际市场竞争、各国生产组织方式、资源利用等方面的深刻变化，最终影响国家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方向与速度。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全球价值链分工已经成为任何一个国家、地区参与国际分工的必经之路，各国根据自己不同的要素资源禀赋，承担同一产业甚至同一产品价值链内部不同环节，获取各自环节的价值增值与收益。

微笑曲线（Smiling Curve）由宏基集团创办人施振荣于1992年提出，微笑曲线中间是制造，左边是研发，属于全球性竞争；右边是营销，主要是当地性竞争，微笑曲线两端朝上，在产业链中，附加值更多体现在两端，即设计和销售，处于中间环节的制造附加值最低。微笑曲线说明价值最丰厚的区域集中在价值链的两端：研发和市场，没有研发能力就只能做代理或代工，赚一点辛苦钱；没有市场能力，再好的产品，产品周期过了也就只能作废品处理。

从实践看，中国企业目前大多处于国际产业价值链较低位置和“微笑曲线”底端。

2、我国的世界经济与贸易地位

我国的世界经济地位，2010年实现GDP58786亿美元，超过日本4044亿美元（同期日本GDP为54742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2010年出口位居世界首位，占全球份额由7.3%上升至10.4%；进口由世界第3位升至第2位，有力地推动了世界经济和贸易复苏。贸易不平衡状况有所改善，外贸顺差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由2007年最高点时的7.6%回落至3.1%。外贸结构继续优化，发展质量和效益进一步提升。

2010年，进出口总额29727.6亿美元，同比增长34.7%。其中，出口15779.3亿美元，增长31.3%；进口13948.3亿美元，增长38.7%。进出口、出口、进口比2008年分别增长16%、10.3%和23.2%。由于进口增速快于出口增速，进出口趋向于平衡。全年贸易顺差1831.0亿美元，比2009年下降6.4%，比2008年下降38.6%，是继2008年外贸顺差达到历史高点后连续第二年下降，外贸顺差过大的矛盾得到进一步缓解。

中国的对外贸易已形成比较典型的二元结构体系：一是以产品内分工为基础、以跨国公司内部贸易为主体的加工贸易生产体系，2009年，加工贸易体系中，外资企业进出口占比约84%，内资企业占比约16%，2010年，加工贸易出口和进口分别增长了26.1%和29.5%，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规模仍居首位，出口同比增长28.3%，进口增长35.3%；二是以国际比较优势和差异化分工为基础，以内资企业为主体的一般贸易生产体系，2009年，内资企业进出口占总进出口贸易额的68%，外资企业进出口占比约32%，2010年，一般贸易出口和进口分别增长36.0%和43.7%，国有企业出口增长22.7%，进口增长34.3%；民营企业继续显示较强的活力，出口增长42.2%，进口增长56.6%，进出口规模超过国有企业。

2010年贸易方式、企业性质进出口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统计

3、当前国际贸易热点问题

第一个问题：大国与强国

从多数主要经济指标看，中国已然是当然的大国，但不是强国，即便如此，今年出现的“2016猜想”也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高度关注和虎视眈眈。

2011年4月26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提出，根据购买力平价测算，2016年中国GDP将由2011年的11.2万亿美元（2010年按市场汇率计算约6万亿美元）升至19万亿美元，美国GDP将由2011年的15.2万亿美元（2010年14.7万亿美元）增至18.8万亿美元，中国经济规模将在2016年超过美国。4月28日，IMF在香港发布《亚太地区经济展望》报告，再次表达了对中国的信心，报告预测中国2011年和2012年经济增长可分别达9.6%及9.5%。此论一出，一场关于“2016年猜想”的思潮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值得注意的问题有两个方面：第一，根据入世承诺，中国取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时点是2016年，届时国有企业大量优势将失去，外商投资结构将发生变化，房地产、市政建设和大型基础设施投资比重会大幅增加，制造业投资比重减少，内销投资比重会大幅增加，出口比重减少。第二，到2016年，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基本转移完毕，劳动力工资成本将大幅上涨，而再过5-8年，即到2016-2019年，印度将有大量20-35岁的年轻廉价劳动力出现，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发生转移，中国企业低成本、低价格竞争优势将告一段落，加工贸易巨额顺差可能出现拐点性下降，如果自主创新能力不能得到提高，中国将可能出现经济增长减速、社会负担加重、环境压力加大，陷入长期调整困境。

实际上，如果按人均计算，中国还只是个“贸易小国”，中国人口占世界20.13%，2008年出口占世界总出口的8.9%，德国人口占世界1.26%，出口占9.1%，美国人口占世界的4.6%，出口占8.1%，日本人口占世界1.96%, 出口占世界4.9%，欧元区15国人口占世界的5.3%，出口占世界34.8%。如何用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使中国出口贸易在世界市场中占到20%以上的份额，是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也是经济建设的战略利益。

贸易大国通向贸易强国的道路：

第一，定价权，经济意义上的强国一定是世界主要贸易产品价格的决定者，而不是追随者或接受者，中国目前在大宗商品交易的价格、游戏规则决定方面只能算一个追随者。在进口中，中国买什么涨什么，如中国铁矿石占国际市场65%的进口量，由于没有价格决定权，铁矿石谈判接连失利，再一次刺痛了“大宗商品定价权”这根国内企业最敏感的神经，铁矿石谈判由年度定价转为季度定价后，以现价结算，中国钢企按去年进口量全年要多付700多亿美元。在出口中，中国卖什么，国际市场就跌什么，由于自相竞争和自动放弃话语权，结果肥水外流，邓小平说过“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结果是这一资源优势并未被利用，反被贱卖，中国拥有超过全球50%的稀土资源储量，并占据全球90%的市场份额，但1990-2005年，中国稀土出口量增长近10倍，平均价格却跌至1990年时的一半。

第二，加快外贸增长方式转变、促进外贸结构优化升级。外贸增长方式转变也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话题。

2006年，商务部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在保持对外贸易平稳较快增长的同时，出台了一些措施优化进出口结构，积极推动外贸增长方式转变，如加快转变机电产品出口增长方式，推动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优化传统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出口质量和效益（包括扩大优势农产品出口、继续限制“两高一资”产品出口、保持轻纺产品稳定出口）等，但一场金融危机，使很多措施不得不中途停止。

从根本上看，金融危机对我国外贸的冲击，表面上看是对外贸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外贸发展方式的冲击。

1．加工贸易曾为我国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奠定了我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但在危机到来之时，加工贸易面临的问题逐渐凸显。广东、江苏分别是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在出口贸易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省份，两省出口规模长期在全国名列一、二，对我国外贸发展和提升国际贸易地位均具有重要贡献和影响，但江苏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利用外资质量提高，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贸易发展迅速，广东则一直被动的接受国际产业分工，处于国际产业分工低端配套环节；江苏偏向于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趋势，在影响出口贸易诸因素中，研发（R&D）投入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明显大于职工平均货币工资，说明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一般贸易相对于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在江苏更具有比较优势；而货币工资对广东出口贸易的影响明显大于人均资本存量，说明劳动密集型来料加工贸易相对于资本密集型的一般贸易在广东更具有比较优势。正是由于这两方面差异的存在，直接导致金融危机对广东的冲击程度大于江苏，说明靠汇率、货币工资因素推动的外贸发展受国际市场动荡影响较大，而靠R&D投入推动的外贸发展受国际市场动荡的影响较小。

2．从我国外经贸增长动力来看，劳动力红利、政策红利已没有太多调整的空间，未来出口增长的动力，只能来自自主知识产权与技术创新。

3．金融危机后，有关内需和外需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比较分析成为热点问题，实际上，靠内需拉动的难度很大，从1982-2009年统计数据看，中国国内市场需求增长1%，国内生产总值提高0.54%，国外市场需求增长1%，国内生产总值提高0.40%，内需和外需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之比为1.35：1，内需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先升后降，外需先降后升。美国内需求增长1%，国内生产总值提高1.11%，内需是拉动经济增长份额的最大需求，并占绝对主导地位，外需对GDP贡献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保持外贸可持续增长，仍必须继续依靠欧美强国的经济优势，走外需拉动与保持出口平稳适度增长和保出口以济就业急需的路径。稳定外需仍是“十二五”的重要课题。

4．世界经济在激烈动荡中继续寻求复苏之路：2010年，世界经济的复苏势头较为强劲，世界GDP达61.96万亿美元，恢复到金融危机前水平。多数国家经济增速超过了预期。新兴经济体继续保持领先，增幅达6.4％，发达经济体增长相对缓慢，其中美国经济增长了2.9％，欧洲增长了1％（其中欧元区增长1.7％），日本则增长了3.9％。但随着日本地震和核泄漏、西亚北非政局动荡，2011年世界经济不稳定因素增多，动荡和风险加大，世界经济复苏面临着更多的不确定性：第一，世界主要货币发行国家实行宽松政策，致使国际热钱泛滥，不仅会造成资产泡沫，而且会造成恶性通胀，市场剧烈动荡。第二，国际性通货膨胀正在加速形成，大宗产品价格急剧上涨。第三，国际市场环境趋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呈现出“领域广、手段多、隐蔽性强”的特点，贸易摩擦进一步增多。多哈回合谈判举步维艰，贸易战和货币战爆发的可能性不能排除。第四，地区动荡波及范围扩散，自然灾害程度加深。近来西亚北非地区局势动荡，不仅导致国际油价持续攀升，严重威胁能源资源、基建等领域的国际投资安全，加剧国际资本市场的波动。全球极端天气频发，恶性灾害不断，严重干扰世界经济复苏的进程。

　　5．日本地震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地震灾害伤及日本的重要产业，使众多日本企业遭受重创，经济损失大约2-3千亿美元，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同时也会对全球经济产生影响，尤其在产品供应链、金融体系等方面会造成较大的影响。地震使日本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的非常重要和最有竞争力两大产业，IT和汽车业都受到了重创。福岛核电站发生事故之后，其他核电站也受到一些影响，世界各国也都在重新调整和评估自己的核电发展计划。日本国内实行有计划的停电，使很多工厂无法满足正常电力的使用。因此，日本整个经济可能在短时期内无法进入正常的运营。从短期看，中日两国互为重要经贸合作伙伴，日本是中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地，第三大贸易对象国和第三大外资来源，中国是日本第一大出口市场。2010年对日贸易占我对外贸易的10％，其中从日进口占中国进口的12.7％。第一，日本目前大部分经济活动处于停滞状态，对中国显然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影响。第二，日本企业在中国投资比较多，纳入年检系统的达到4万多家，这些企业如果采取抽调资金，或者调整供应链，日资在华企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会有所减弱，而且可能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第三，短期进口成本提高，海产品的进口存在重新调整的可能性。机械设备的进口会受到相当大的影响。具体来看，第一，从日进口的机电类产品受到影响。中国自日进口中，汽车及汽车零部件168亿美元、集成电路139亿美元、钢材88亿美元，以上三类合计占进口的22％。由于在华日本电子和汽车加工出口企业主要依赖日本国内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目前日本国内企业已出现的停产或产品出口运输问题，将很快影响到在华日资企业的正常生产。中国零部件进口在整个电子产品里面占的比重很高，在全球占的比重也很高，从日本和韩国进口的比例更高，对供应链会造成一定的冲击。中国的液晶面板生产从上游材料到生产设备均依赖日本，日本震后，上游材料缺货，价格上升，将对液晶面板产业造成一定影响。第二，对日出口产品受到影响。2010年中国对日出口服装185亿美元、农产品9l亿美元、自动数据处理设备89亿美元，以上三类合计占30％。一方面由于日本震后交通不畅、生产停滞，导致进出口货物无法按期交付。另一方面，农副产品和食品出口定单增加，山东和浙江企业生产的速冻蔬菜、即食小包装海鲜产品和方便面需求增加。第三，国际国内市场价格出现波动。受短期供应不足影响，钢铁、电子元器件、精细化工品等部分品种价格出现一定上涨。同时，铁矿石、农产品（如大豆、玉米、小麦）、原油和煤炭等大宗商品价格出现振荡。受地震影响，多家日本电子企业关闭或部分工厂停产，国内数码产品及配件市场出现缺货及物流不畅，引发中关村电子市场价格指数小幅上涨。据监测，上周(3月l4日至20日)中关村电子市场价格指数为88.64点，环比上升0.28点，涨幅0.3％。其中，数码相机指数上涨4.41％、内存类商品上涨2.2％、闪存类商品上涨1.2％。预计短期内缺货现象仍将持续，市场价格指数将进一步上涨。存在的机遇是：根据1995年日本阪神地震经验，灾后重建将进行更大规模的重建。这将意味着巨大的商业机会，将拉动我对日建筑材料等相关领域的出口。一是建筑材料，如钢材等对日出口将增加；二是家电等消费品对日出口有可能增长；三是日本农业主产区受灾严重，灾后将增加自我农产品进口需求。日本农产品很有竞争力，但因核辐射污染的问题，出口已经受到各国的限制，长时间内难以重新恢复活力。但这恰恰也是一种机会，日本农产品政策一向比较保守，大大束缚了加强和中国自贸区的进程，也许农业面临灾难性打击之后，被迫在这方面做出新的突破。四是对日本消费品出口在中国整个出口中所占的比例还是相对比较高的，这对中国企业是有机会的。

　　6．西亚北非地区政局动荡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阿拉伯国家政局动荡由来已久，政治、经济、宗教和部族等因素极其复杂。近期突尼斯、埃及巨变，引发利比亚、巴林、叙利亚、也门等阿拉伯国家具有长期性、传染性和破坏性的政局动荡，其影响将继续显现。西亚北非将进入30年以来最严重的动荡期，阿拉伯国家将陷入体制调整、政策改革和局势动荡相互交映的长期的震动中。目前由于美法英等军事力量的介入，利比亚局势发展引发人们高度关注。阿拉伯国家市场在“走出去”战略和市场多元化战略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2010年双边贸易额达1400多亿美元，其中原油进口占30%。从短期看，埃及发生反政府示威动荡以来，阿拉伯16个国家股市市值蒸发了1240亿美元。这些国家的政局动荡，甚至战争升级，不但影响我对该地区的出口，同时影响我从该地区石油等资源性商品进口。利比亚石油产量下降，油价上升，可能进一步增加中国原油进口的成本。我在利比亚项目遭受重大损失，如果多米诺骨牌效应传导到阿尔及利亚、约旦等我人员机构比较多的国家，会面临更大的损失。目前我们在阿尔及利亚的人数大概是3.5万人，约旦大概7千人。局势恶化对我在建和在谈的承包工程、产业转移项目会有影响，我对阿的海外业务可能下滑。2010年在工程承包领域的合同额出现一定额度的下降，2011年恐怕幅度会更大。埃及开罗在穆巴拉克下台后，很多行业发生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在埃及的中资企业一度面临劳资关系紧张，对当地员工提高工资、改善福利待遇使企业经营成本有所上升。在埃及的中资企业对市场预期普遍调低，业务收缩。新的机遇是：第一，中阿双方合作的基础较好，发展迅速。无论阿拉伯国家政治体制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民主化进程如何演变，加强对华经贸合作，分享中国发展成果，促进本国经济发展，这个大的方向是不会变的。从一般的商业合作到战略合作的意愿加强。第二，西方抛弃穆巴拉克，令海湾国家失望，在战略伙伴的选择上向东倾斜。同时阿拉伯国家寻求稳定的外部支持，充分发挥本国的资源优势，加快推进产业多元化的愿望更加强烈，对借助中国资金、技术和经验的诉求有所提高。第三，阿拉伯国家的私有化进程将加速。有分析认为，地区动荡之后，部分阿拉伯国家的金融服务、电信、旅游等行业私有化进程将加速。据统计，阿拉伯国家政府在公开上市企业里边，拥有的股份达到3200亿美元，比如突尼斯政府表示，本阿里家族控制的矿业和旅游业将直接出售或上市来吸引外部资金。中国企业如果借机进入包括金融服务、电信、旅游等领域，对于拓展商业利益，为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会有很大帮助。第四，利用西方对阿拉伯的优惠政策，不断扩大合作规模。未来美欧等西方国家为了维护他们地区的战略意义，会加大经济投入。美国和约旦在埃及建设的合格投资区的企业本地化达到30%或者40%，在劳工环保的标准上满足一定的要求，区域内的产品可以免关税出口到美国。目前中国已有企业在合作区内进行了投资，需要进一步抓住机遇，扩大我们投资规模，加快我们产业转型。

7．中美经贸关系：美国的个人消费和私人投资基本面良好，2010年GDP增长2.8%。美国经济基本态势仍然处在恢复性增长中，工业生产在继续恢复，1月份出口已经超过危机前的最高水平，但房地产市场尚未稳定。美国对其“出口倍增”战略积极推进政策的核心是强调贸易利益的回归。中美经贸关系基本向好，目前中美两国的互补性超过竞争性，但我们应做好应对冲突的准备，美国针对中国可能采取的战略走向，一是鼓励美国投资回流替代生产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二是鼓励美国企业转移投资到其他国家；三是从其他国家进口原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从中美经贸关系看，第一，促进进出口平衡发展同时，不放松拓展外需。深度分析各出口市场，按产品类别、市场特点和中国汇率及成本变化趋势，制定失去竞争优势的产品“退出”和新的有竞争力产品“进入”的时间表，主动把握产品更势的产品退出和新的有竞争力产品进入的时间表；第二，严密关注美国在双边、区域和多边的动向，利用美国价值“缺陷”（人权劳工标准环保标准等）和中国的市场优势积极开辟和主导有利于促进对等经贸利益的双边、区域和多边合作；第三，充分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积极应对经贸摩擦。对于单边贸易措施建立应对和报复预案；第四认真研究国外政府采购和自主创新的成熟做法，调整中国自主创新政策与政府采购的关系。

　　中美关系的实质是中美贸易，美国国会的报告认为，中美贸易，实际上是美国对中国更大目标的组成部分，是美国整体利益的一部分。美中贸易既有经济利益，也有政治利益。中美贸易争论中双方从自己的角度、立场来谈问题，分歧很大。其实中美贸易不平衡从一开始就有，这些年有加大的趋势，核心问题是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顺差问题如何解释，双方各有说法。美方总是提出汇率、补贴等问题，中方认为其缘由是全球产业链转移所致，在统计方面，随着全球产业链的转移，美国不应该沿用过去的属地法而应该使用属权法统计才是公平的，另外美国限制对中国出口其优势产品，也是造成美中贸易逆差的原因之一。我们的出路在于开拓新兴市场和扩大内需，而且要努力扩大进口，贸易的真正利益在于进口，在于能够买到便宜、需要而满意的东西。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金融体系不完善的国家，固定汇率是一个最优的选择。

8．中欧经贸前景：一是欧盟当前经济形势总体尚好；二是欧债危机比较严重；三是内部协调乏力；四是生产体系大量外迁导致欧盟很多国家的实体经济空心化。关于中国与欧盟经贸关系前景，一是我国的出口增速可能会逐渐地放缓；二是从欧盟的进口可能会继续加快，因为“十二五”期间我们致力于转变发展方式，对机械设备，节能环保产品的进口需求会逐渐上升；三是双向投资合作大有潜力，欧盟对我们高质量的投资，先进技术的转让有望保持稳健增长，随着我国企业实力增强，“走出去战略”会进一步加强。

第三，加快服务贸易发展。上世纪末以来，全球经济竞争的重点从货物贸易转向服务贸易，服务业发达的程度成为衡量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实际上，国际社会一直以来指责中国的贸易顺差仅指货物贸易，在服务贸易领域中国一直存在逆差。入世10年来，中国产业结构调整速度加快，服务业的发展促进了服务贸易增长，但在过去的10年，服务贸易逆差呈逐年递增态势，2001年，服务贸易逆差额59亿美元，2009年增加至294亿美元。2010年世界货物贸易总量30.6万亿美元，服务贸易总量7.17万亿美元，服务贸易在世界贸易总额中的占比为19%，世界前3位服务贸易大国中，服务贸易在本国贸易总额中的占比分别是21%、17%和28%，中国仅占10.9%，2010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3624.2亿美元，比“十五”末期翻了一番，世界排名从2000年的第12位上升到第4位。商务部正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服务贸易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力争到2015年，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6000亿美元，年均增速超过10%，“十二五”期间内，中国服务贸易年均增速预计将超10%。服务贸易逆差出现的原因是由中国服务贸易发展阶段决定的，主要集中在运输、保险、金融和专利使用等方面，这些行业大多属于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型的高附加值服务行业，但又是国际服务贸易发展较快和较集中的行业，中国在这些行业起步晚、竞争力弱，市场份额小，出口量少，进口绝对量和相对量都较大。

第二个问题：美元与人民币之争。

一场金融危机将美元和人民币推向了风口浪尖，首先，金融危机令所有持有美元储备或大量美元债务的国家/地区都遭受了巨大损失，尤其令人担忧的是，美国通过大量的货币发行对金融危机进行救援，导致美元泛滥，将风险转嫁给其他国家，引发了各国对以美元为核心的单级国际货币体的集体反思，重构国际货币体系呼声空前高涨；其次，人民币汇率问题成了美国遏制中国的杀手锏，国内普遍认为这正是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一次历史机遇。

首先，必须认识到什么是货币国际化，货币国际化指一种货币在国际经济活动中被其他国家和地区广泛接受并在世界范围内发挥交易媒介、价值尺度、储备货币等国际货币职能的过程。货币国际化是自由贸易的重要条件，也是一国经济实力与国际地位的基本体现。

其次，人民币国际化需要具备的必要条件：第一，健全的金融体系，充当国际货币的纸币是由其发行国中央银行发行、调控，又由整个银行系统和其他经济机构支持和运作的，货币发行国必须有先进的银行体系，宏观金融管理部门必须具备强有力的宏观金融调控和监管能力，能够迅速地通过政策工具的运用予以化解。第二，金融市场与货币抗风险能力，尤其是短期资本波动的能力，国际金融投机、金融博弈、金融不确定性加大了风险与不确定性，在中国金融实力没有得到整体提高的情况下，人民币抗汇率风险和国际短期资本进出导致的金融市场异常波动能力尚不具备。30多年来的经济增长和投资环境改善，中国正成为全球投资的首选目的地，很多企业、产业、商品都成为热钱的炒作对象，大量国内外短期资本（热钱）的存在给人民币汇率与币值稳定带来巨大挑战，人民币能否作为国际短期资本（热钱）参与进去，能否经受的住热钱炒作风险值得深思。第三，货币信誉，货币国际化是一国货币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履行国际交换媒介的职能，成为国际经济活动广泛接受的价值尺度、交易媒介、储蓄手段、财富保存形式，良好的货币信誉直接衡量一国货币的国际地位，影响国际消费者的信心，人民币目前尚不具备这种国际信誉。第四，国民心理，一国货币首先服务于本国国民的使用与财富保存，人民币汇率是在封闭性管理条件下形成的，一旦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汇率与币值就要受国际金融市场上各种博弈力量的支配，将随市场变化进行双向随机波动，国民财富的账面价值将会大起大落，这是对国民风险心理与风险承受能力的考量，也是人民币国际化必须经历的心理考验。第五，经济与金融体制开放性与抗风险能力，一国货币的国际化与宏观调控、市场机制、金融制度密切相关，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汇率、币值、大宗商品价格主要受控于市场机制，影响因素与不确定性非常大，货币发行国对汇率、利率、物价、币值等调控效能将大大降低，经济与金融体制面临着巨大挑战，中国的金融开放是有限度和保守的，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要与中国整体经济而金融改革与发展相一致。

第三，人民币国际化的充分条件：第一，经常项目可兑换，经常项目反映一国与国际间适时、实际经济资源的流动转移情况，是该国货币国际化的基本内容和重要条件。没有经常项目的可兑换，无法真正确立起本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地位，无法利用汇率机制来化解与防范国际风险。第二，资本项目可兑换，资本项目反映一国与国际间金融与实物资产的流动转移情况，直接衡量着一国货币国际化的水平与程度。没有资本项目的可兑换，无法真正确立和沟通资本国际化流动配置的通道，企业与国民就无法利用汇率机制与货币信誉来分散、防范与化解国际风险，无法实现一国经济资源在国际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无法全面分享国际分工与比较优势创造的财富与红利。第三，利率国际化，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跨国套利是对汇率、币值、货币信用影响最大的因素，套利活动的发生与国内外利息率差异的存在密切相关，人民币国际化首先要推动利率市场化与国际化，利率市场化与国际化是一个复杂而曲折的过程。人民币一旦走向国际化，汇率与币值就要由市场机制来决定。要形成稳定的人民币汇率、币值和可靠的国际信用，必须最大限度的消除引起人民币汇率、币值波动的不确定性因素。第四，汇率市场化，一国货币的国际化以市场化的汇率及汇率机制的形成为标志，汇率市场化强调的是货币供求对汇率机制形成与汇率稳定性的重要性，国际金融市场是自由市场机制体现最为充分的市场，不经过国际金融市场机制的洗礼，一国货币很难真正走向国际化。汇率市场化将打开一国财富的大门，跨国财富流动和转移的规模远远超出本国的经济和金融规模，国际金融的投机性特征，又经常使一国货币在大幅度升值的同时孕育着大幅度贬值的风险，这是货币国际化必须直接面对的最大挑战。第五，资产国际化，国民资产国际化是推动一国货币国际化的根本目标，货币国际化后，企业、国家与民众才有条件对可支配资产进行国际化配置，分享国际利益，控制国际风险，提高生活福利，没有国民资产国际化的同步跟进，国际化将沦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第六，生产力本位化，本位制是货币币值的重要支撑和依托，货币与金融国际化水平反映一国的实体经济与物质生产力水平，一国汇率与币值的稳定性是生产力性质与水平的直接体现，物质生产力本位以人力资本、金融资本、技术资本、资源环境资本、管理资本的提升与积累为特征，强大的人力、金融、技术、资源环境与管理资本将成为一国货币币值、汇率稳定性与信用的重要支撑。

经过30多年发展，中国已成为实体经济与贸易大国，但在国际市场上却是金融与货币小国。在美元、欧元、日元等强势货币林立、国际金融投机肆虐的环境下，人民币国际化环境险恶，步履维艰，但没有以上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人民币很难走向国际化。但人民币国际化是经济贸易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根据国家经贸发展战略的总体部署和安排，适时有度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是推动经济贸易结构优化升级、加快服务贸易发展、实现我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战略性举措。

第三个问题：入世10年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与未来发展

2011年，中国迎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第10个年头。10年来，中国已基本完成入世过渡期的阶段性工作，货物关税平均水平已从加入前的15.3％降至2009年的9.8％，服务领域开放了100个部门，对贸易体制和政策进行了全面的调整，先后三次接受了世贸组织的贸易政策审议等等。总体来看，入世10年，中国不仅在国外赢得了信誉，也为推动国内改革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首先，中国入世为世界带来了福音。世贸组织前总干事素帕差在他的《中国和世贸组织》一书中指出：“一个成功向相对富足和公开的社会过渡的中国既是对其他国家的鼓舞，也将成为拉动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一个拥有13亿人口大市场的中国，成为世贸组织的一员，接受世贸组织制定的各项原则，外贸政策全国统一实施，并致力于降低货物贸易关税，开放服务贸易市场，保护知识产权，这对于长期以来从事对华经贸合作的外国企业家和投资者来说是振奋人心的利好消息，极大地提高了他们对华贸易和投资的信任感和积极性，同时也吸引了大批新的贸易商、企业家和投资者蜂拥而至。世界经济从中国经济发展中获益颇多，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其次，入世10年，经济建设发展迅速，取得成就巨大，制度改革进展显著。2010年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3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国、第一大出口国；吸收外资超过1000亿美元，连续18年居发展中国家第一，对外直接投资达到590亿美元，入世后，随着对国内民营企业贸易权的放开，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加入对外经济合作与贸易的行列，民营企业2010年的出口额达到4812亿元，年均增长20%以上。这些数据充分证明入世是完全正确的。经过10年努力，遵守国际贸易规则、按国际规则办事的观念逐步深入人心，各级政府在出台新政策、新规定时也注意程序的公开透明，注意与国际规则的一致性，为今后长期坚持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保障。

第三，入世10年，积极参与新的国际分工，与世界经济联系更加紧密。10年来，不仅通过外国资本流入中国，使得稀缺的国际资本资源发挥了更大的经济效益，而且通过国际贸易活动使得中国和其他国家各自的比较优势得以发挥，增进了全球的整体福利水平。中国质优价廉的出口产品使全球广大消费者，尤其是中低收入消费者受惠，有利于平抑全球的通货膨胀趋势。中国近年来大幅提高进口水平，更是直接促进了全球的经济增长，成为全球经济重要的增长引擎，也为减缓全球贸易的不平衡贡献了力量。

第四，入世10年，积极参与贸易争端解决。中国参与了19起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案件，其中起诉其他成员7起，其他成员起诉中国12起，中国也作为第三方参与了60多起其他成员之间的争端解决案件。在直接涉我的争端案件中，有近1/3的案子通过双方的磋商获得解决。其他经过专家组及上诉机构最终裁决的案件中，我赢得了与其他成员共同起诉美国的钢铁保障措施案、美国限制中国禽肉产品进口措施案和欧盟对中国紧固件反倾销措施案。在其他成员起诉中国的案件中，我在汽车零部件等案件中败诉，但在美诉我知识产权案件中，尽管世贸组织裁定中方部分涉案措施违反世贸规则，但在刑事制裁门槛等核心问题上，中方胜诉。这一结果与美国和欧盟参与争端解决结果不相上下。

　　2001年底启动的多哈回合贸易谈判为中国提供了首次参与国际贸易规则制定的机会。在此前进行的8轮贸易谈判中，基本上是以美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成员主导谈判，所制定的贸易规则基本上采用了美欧内部现行的法律与规则。在多哈回合谈判中，发展中国家成员的谈判能力与参与水平明显提高，以巴西为首的发展中成员农业谈判集团（G20）和以印尼为首的农业特殊产品谈判集团（G33）在谈判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一个新成员，中国全力投入到多哈回合谈判中。中国自参加谈判以来单独提交了60多份提案，加上与其他成员联署的提案超过100份。中国的许多提案受到成员的重视和好评。

第五，为负责任大国建立了信誉。

中国商务未来的发展环境面临新起点、新要求、新机遇、新挑战。“十二五”期间中国外经贸发展的指导思想是提高中国发展质量和发展能力，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稳定外需、稳定出口仍是保证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一个关键，对外贸易应当调整战略，利用好国内外两个市场，服务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创造互利共赢的外部环境，保证中国和平发展。

二、如何写作学术交流论文与学术论文评审要点

时间：7月8日（星期五），上午：9：00-11：30

1、经贸征文，纵横捭阖，务实求真，探索结果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一部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一部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的历史，30年来，外经贸事业处于改革开放前端，外经贸人站在改革开放队伍的最前列。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1981年，全国第一家具有社团法人地位的国际贸易学术团体--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以下简称“学会”）宣告成立，迄今，学会成立30周年。30年来，学会为国家外经贸改革发展做出的贡献可圈可点，但最值特书一笔的当是“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与改革”征文活动。作为学术团体，在历届商务部领导关怀和学会数届领导与众多同仁辛勤努力工作下，学会本着站在外经贸改革前沿，联系高校，服务政府和企业的建会原则，集外经贸精英人才，融政、企、学、研于一体，秉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术民主”宗旨，坚持“公平、公正、重质、择优”原则，从1986年开始连续成功地举办了25届征文活动，此举在国内诸多学术机构与团体中堪称独树一帜，充分彰显了社团组织积极沟通理论与实践、业界与学界、政府与企业的桥梁作用。

征文是学术研究的摇篮，是理论耕耘的过程，是真知成果的收获。25年来，无数关心中国对外经济贸易改革与发展的政府专家、院校学者、业界同仁在历届征文中向学会递交了数千份稿件。这些稿件针对20世纪80年代的外贸快速发展；90年代的大中型外贸企业转行改制、跨国经营、入世准备；新世纪后的入世机遇和挑战、后过渡期的外贸增长方式转变及利用外资和海外投资、金融危机与人民币汇率、低碳经济等涉及世界经济与中国外经贸改革与发展的几乎所有热点问题、敏感问题进行了专门讨论和研究，广大作者以开阔的眼界，面向世界，联系中国，纵论改革，横述经贸；以务实求真的精神，引经据典，联系实际，纵横捭阖，分析探究，以外经贸主人翁的态度，分析形势，把握脉搏，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积极建言献策。25年征文的辛勤耕耘，获得了累累硕果。

通过征文活动，学会密切结合世界经济贸易形势变化和中国外经贸工作中心任务，将政府工作重点和方向传输给业界和学界，帮助业界把握发展方向，为学界指明研究思路，为地方经济发展出谋划策。在理论研究与实际相结合方面，征文活动不仅促进了理论研究水平提高，而且发挥了理论研究的先导和参谋咨询作用，为推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做出了有益贡献，同时也使学会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影响和作用日益扩大。

通过征文活动，学会紧密联系了高等院校，充分发挥了学术民主，在发现新人、培育新人方面成效卓著，使很多外经贸理论新秀脱颖而出。学会征文活动历来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不论资排辈，鼓励拔尖创新，每年征文评出的优秀成果都大力加以推广，一方面将获奖论文编辑成册，载入《中国外经贸前沿问题探讨--形势与对策》年度论文集，一方面将论文中的真知灼见报送有关决策部门，同时推荐国内多家知名公开出版物刊登发表，不断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新生代学者，为高校培养人才和突出拔尖人才做出了不懈努力。

通过征文活动，不仅使外经贸理论研究人员能够紧紧抓住时代脉搏，站在理论和时代前沿，而且使研究紧密结合实际，大胆预言和建言献策。实践证明，在历年征文中提出的一些观点，很多都已被历史证明了其正确性；一些对策建议，不仅具有科学性与理论性，而且具有实践性与可操作性，在有关主管部门制定的政策措施中已被采纳，说明学会为外经贸发展与改革做出了切实的积极贡献。

2、新世纪征文：主题鲜明  特征彰显

（1）新世纪10年征文，跨越跌宕，主题鲜明。21世纪伊始10年，世界政治经济风云变幻，跌宕起伏。10年来，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在迅猛发展中突然遭遇全球性金融危机，一时间世界经济遭遇重创，自由主义市场经济面临严峻挑战。10年来，中国改革迅速迈进，外经贸发展铸就辉煌，在入世机遇推动下，外贸、外资、海外投资、对外经济合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经济位居世界第二，成功比肩强国之列。10年中，中国经历了入世10周年，改革开放30周年，建国60周年等重大历史时期。

从2000年到2010年，学会征文的最突出特点是主题鲜明。10年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先后历经了入世、后过渡期、增长方式转变、金融危机冲击与后危机时代等一系列重大事件，10年来，学会根据形势变化，以“抓住机遇，迎接挑战”（2000），“新形式，新问题，新理论”（2001）、“认真分析，积极研究，努力开创”（2002）、“稳定政策，深化改革，抓住机遇，开拓创新”（2003）、“以战略思维、世界眼光、国情意识研究入世后过渡期商务形势与对策”（2004）、“转变增长方式，促进外经贸可持续发展”（2005）、“科学发展，自主创新，完善机制，促进和谐”（2006）、“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促进商务工作新发展”（2007）、“改革开放30年，经贸发展铸辉煌”（2008）、“面对世界经济严峻形势，认真思考与科学分析外经贸发展战略对策”（2009）、“把握机遇，直面挑战”（2010）等鲜明主题举行征文活动。

2000-2001年，中国入世在即，征文集中讨论了“抓住机遇”和“迎接挑战”，大家一致认为，入世对于中国来说机遇大于挑战，但同时使中国面临来自新贸易保护主义和以服务贸易为主要特征的贸易自由化两方面严峻挑战，会出现新的“两难选择”，中国企业也将在更大与更深程度上卷入经济全球化进程，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冲击，国有和民营外贸企业都要增强外向发展能力，以技术更新换代提升劳动力素质和质量，以科技竞争为导向，实现国际资本与国内劳动力资源配置结构更新。

2001年11月中国入世成功，标志着外经贸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入世机遇推动的对外经济贸易发展成就已开始为世界瞩目，2002- 2003年的论文，涉及到政府改革、利用外资、服务贸易、高新技术与机电产品出口、贸易摩擦、贸易壁垒、多边贸易体制与反倾销机制、外贸企业、农业、经济特区、行业协会、信用体系、地方经济等几乎中国入世面临的全部新问题；在外经贸可持续发展方面，有同志提出了新的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有同志认为对外贸易应在原有比较优势基础上培养核心竞争力，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使对外贸易最终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有同志认为应以“提升出口竞争力”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作为发展标准，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同时实现加工贸易结构升级，不断追求动态比较利益；有同志认为必须提高利用外资水平和质量，根据入世要求调整利用外资政策，从靠提供超国民待遇引资向依靠投资营运环境构造转变，尽快制定统一的《外国投资法》，鼓励企业参与跨国并购。

2004-2007年为入世后过渡期，这三年的特征是：第一，随着入世承诺逐步到期，中国逐步全面融入世界经济；第二，对外经济贸易发展取得了少见的高速增长，出口、外汇储备达到世界第一，获得“世界工厂”称号，全世界对中国空前关注；第三，“十五”结束“十一五”开局。如何推动中国经济切实转入科学发展轨道，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实现对外经济贸易增长方式转变成为全社会关注的核心问题，学会不负众望，以这四年特征为主题的征文活动汇集了众多专家学者的精粹见地。针对入世后过渡期，大家一致认为，随着后过渡期的到来，开放经济中的一些深层次影响将逐渐显现和加深，产业结构调整将面临更大压力，制造业挑战更为严峻，服务行业，尤其是金融业竞争日趋激烈，农产品贸易矛盾不断加剧，来自“绿色壁垒”、“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技术壁垒”、“非市场经济”等保护主义障碍的威胁日趋严重，区域自由贸易（FTA）快速发展咄咄逼人，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面临着空前挑战。基于此，征文围绕外贸高速增长、贸易大国与贸易强国等问题集中进行了研究，对贸易强国标准、目标与内涵，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换的选择、路径与对策，高外贸依存度下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及应对策略，出口结构优化与外贸增长方式转变，中美贸易摩擦化解等问题提出了很多创新性观点，这几年研究体现出的特点是摈弃了以往对一些老话题的经院式反复论证，而是抓住热点与难点问题，兴务实之风，对商务工作发展战略和改革着力点对症下药，谋略策划。在外贸增长方式转变方面，征文讨论的涉及面比以往更为宽广和深入，在基于综合优势原则的外贸发展新战略、标准化战略与外贸增长方式转变、自主创新与外贸增长等方面都有新的突破。

2008-2009年，一场不期而遇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世界经济形势骤然巨变，发达国家需求疲弱，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家陷入困境，中国经济在持续增长中遭遇到新世纪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这两年的征文，绝大部分作者都以客观的态度分析了危机给中国外经贸带来的影响，同时对30年改革开放中积累的外贸、外资结构不合理、汇率和税收缺陷、金融开放等问题进行了冷静分析，同时根据学会要求，以忧患意识科学分析中国外经贸面临的新挑战和新机遇，既为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建言献策，也为企业排忧解难出谋划策。

2010年，全球经济基本度过了金融危机恐慌，形势出现一定转机，征文活动紧跟形势，针对金融危机冲击与中国外经贸增长方式转变和路径、外经贸调结构、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内需与外需关系，服务贸易发展和低碳经济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为国家“十二五”规划积极建议。

（2）新世纪10年征文，科学创新，特征彰显。21世纪伊始10年，在改革开放铸就辉煌，举国欢庆成就的时候，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中的诸多问题日益突显，倍受诟病，而当金融危机重创全球经济之后，又迫使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面临新的选择。胡锦涛同志2004年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指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具有蓬勃生命力的关键所在，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据此可以认为，伟大的社会变革总要以深刻的观念变革和理论创新为先导，理论创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的动力，是社会进步的标志。理论创新是人们不断探索规律、发现规律、掌握规律和运用规律的过程，是不断对以往的理论实现新突破和新超越的过程，同时也是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

从2000年到2010年，在学会鲜明的主题征文中，有两方面特征尤为彰显，第一，抨击热点和触摸禁区，实事求是而不随波逐流，一些作者就外经贸发展中遭受诟病的问题深入探究，提出了颇具见地的预见性观点，这些观点很多都已被历史证明了其正确性；第二，在大胆探索中创新理论，以积极的态度预见未来，建言献策，一些作者提出对策建议，不仅理论坚实，逻辑科学，更具有实践性与可操作性，在后来有关主管部门制定政策措施中已被采纳。

首先，关于“压出口”与“减顺差”之争。从1994年到2007年，中国对外贸易连续13年出现顺差，不仅引起国内外高度关注，而且对出口压力日益增大，从国际看，以美、日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不断籍此借口发难中国，从国内看，很多专家学者认为顺差持续扩大是出口增长过快的结果，调整外贸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可以“压出口”达到“减顺差”的目的，并以此应对贸易摩擦频繁发生和解决中国的贸易平衡发展问题。一时间，国内出现了一场围绕“压出口”与“减顺差”的贸易观发展之争，这场争论自然反映到征文活动中。外经贸领域中的专家学者以冷静和思辩的态度认真分析了这问题，认为：第一，应从全球性、持续性、规模性、转移性、互补性、结构性和特殊性等角度出发，客观认识中国的贸易顺差，在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现状没有发生明显改变、劳动力竞争优势仍然较强等一系列影响因素下，贸易顺差仍将大规模持续、合理地存在，现阶段的贸易顺差既是正常现象，也是长期现象（李玉举，2007）。第二，顺差长期存在是中国改革开放战略和参与经济全球化、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经济成长在国际分工特定发展阶段产物，随着中国工业化、现代化水平提高，贸易顺差长期常态化是必然趋势（李玉梅，2007），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产品内分工逐渐成为国际分工的重要趋势，中国在产业升级过程中，主动加入产品内国际分工，不断扩大出口导致的贸易顺差是不可避免的问题（黄健康、张永远，2008）。第三，导致顺差的主要原因是持续的高储蓄率和加工贸易，只要国民储蓄率高于投资率的情况不变，贸易顺差局面将持续下去，加工贸易作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形式，迎合了产品内分工的国际化要求，由此产生的顺差具有经济合理性，这些原因都说明“减顺差”不会起到好的效果（范爱军、韩青，2007），特别是在现阶段，面对较大的就业压力，减顺差应谨慎进行，特别不宜大幅度、快速地人为减少（李浩，2007）。

其次，“加工贸易”何去何从？改革开放30年，加工贸易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出口额增长近3000倍，增值率超过60％，不仅占据进出口总额半壁江山，而且在拉动国民经济增长、增加外汇储备、缓解就业压力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加工贸易曾经辉煌，亦倍受诟病，危机到来之时，加工贸易率先走向风口浪尖，何去何从，业界关注，学界争执，近10年的征文几乎每年都离不开这个热门话题。持肯定观点同志们认为，第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加工贸易对中国垂直产业内贸易影响大于水平产业内贸易，而垂直产业内贸易在中国占绝对主导地位，加工贸易已成为推动中国产业内贸易水平提高的重要原因和因素，对于中国产业内贸易水平提升，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结构上看，作用都会越来越大（徐俊，2007），而且，加工贸易是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产品内分工的产物，既迎合了产品内分工的国际化要求，也使中国具备了产品内分工的禀赋优势，在国际资本运动推动下，加工贸易快速发展不可逆转（范爱军、韩青，2007）。第二，全球价值链运转离不开与之相互融合的加工贸易发展，加工贸易本质上已成为以价值链为纽带的新型国际分工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从全球价值链内部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会形成比较优势互补，加工贸易是实现这种互补的最适合方式，从全球价值链角度出发，应加快考虑促进中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和延伸国内价值链（于倩，2007）。第三，长期的外资优惠政策推动加工贸易迅猛发展，不仅使中国形成了外资主导下的出口导向模式，也给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造成了环境和资源压力，从而导致加工贸易一直处于限制与发展的博弈之中，限制的目的在于发展，可主要集中在贸易部分，但加工贸易并不是单纯的贸易活动，更是生产活动，需要从战略高度认识和思考加工贸易政策，回归加工贸易本质，抓住国际产业转移契机，运用加工贸易促进本土制造业快速健康发展，不断提高我国制造业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杨立强，2008）。第四，尽管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遭受重创，但从出口产业竞争力看，加工贸易并没有完全丧失竞争优势，仍将是中国目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参与国际分工的主要途径（魏浩，2009），为应对危机冲击，可以加工贸易为突破口，加快转型升级和适应性调整，走内外贸一体化发展道路，继续扩大发展对外贸易（裴长洪、彭磊，2009）。第五，危机导致以结构调整为核心的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措施被迫拖延推迟，是危机对中国加工贸易发展的最大影响，也是为应对危机冲击的被迫之举，但这并不意味着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战略改变，从中长期看，加工贸易作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形式仍是长期现象，未来一段时期贸易政策的基本选择一定是走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之路（天津开发区管委会，2009）。

第三，人民币汇率升贬之争。在持续贸易顺差干扰下，迫于国际压力，2005年7月，人民币开始升值，但此后顺差非但没有减少，反进一步增加，金融危机发生后，围绕人民币汇率问题在国际范围内更是引起了一场喧嚣。围绕人民币汇率升贬问题，世人关注，国人热议，学会征文不仅没有回避这一敏感话题，更是迎难而上。一些学者明确指出：第一，人民币汇率究竟是高估还是低估从根本上看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持续顺差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汇率，升值无助于减少贸易顺差，在双顺差背景下，解决中美关于人民币升贬之争的关键是美元结算方式，由于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导致人民币汇率并不能完全反映甚至扭曲中国与外国货币之间的交换比例，而粗放型贸易的迅速增长损害了人民币汇率的支撑基础，双顺差背景恰恰是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好时机（徐凯、高洁、朱迦迪，2007）。第二，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看，中国的汇率形成机制和坚持货币政策独立性，既符合宏观经济学也符合金融学基本理论，从亚洲金融危机到现在，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在世界范围内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后危机时期，中国仍然要选择稳定的经济政策和汇率政策（田雅琼，2010）。第三，从WTO和IMF规则角度看，美国指责中国操纵汇率，其实质是将IMF的汇率管理权限变成了美国的管辖权，将IMF义务纳入到WTO框架下，最后达到限制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目的（徐莉，2010）。第四，由于中国经济正处于快速成长阶段，对贸易失衡原因的一些传统分析大多已不太适用，应从市场结构出发，准确理解贸易失衡与汇率的作用，由于市场结构与贸易收支之间存在内在联系，因此不能寄希望于人民币升值消除贸易顺差，也不能寄希望于通过汇率贬值消除贸易逆差（胡靖、李天栋，2010）。

第四，外贸结构调整与增长方式转变，利用外资战略调整。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十二五”规划的核心是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在对外经济贸易方面，“由出口和吸收外资为主转向进口和出口、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这一战略思想，自2006年以来，很多学者都曾积极提出过探讨，有过一些极有参考价值的预见性建言和建设性的对策建议，充分彰显了学会征文探索创新，建言中的的特色。

在外贸结构调整与增长方式转变方面，学者们提出：第一，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历了“以资源换技术”、“以劳动换技术”、“以市场换技术”、“以劳动和资本换资源和技术”几个阶段，这是中国充分利用要素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取得的结果，在全球化背景下，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应从提高要素贸易效益入手，明确“要素贸易”和“要素分工”思想，鼓励要素资源参与国际合作，将更多涉及经济发展的国内部门推向国际合作的前沿（李俊，2009）。第二，从外经贸增长动力看，劳动力红利、政策红利已没有太多调整的空间，未来出口增长的动力，只能来自自主知识产权与技术创新（杨昌荣、夏志铁、柳哲，2010），在继续发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比较优势中，应逐步提高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比重，提高服务贸易进出口比重（李兵、姬锦霞，2009）。第三，金融危机作为一面镜子，对中国持续30年的贸易方式和结构进行了“压力测试”并提出了严峻挑战，中国外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既有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的冲击，也有长期积累的制约外贸平稳较快发展的结构性、体制性障碍（陈秋云，2009），危机前，中国外贸宏观调控的目标是结构，着力点是抑制出口过快增长，危机后，国外需求减少，迫使外贸调控突然转弯，保增长、保就业、保民生的扩张性调控成为主要目标，但不同形势下的调控并不是绝对对立的（李欣广，2009）。第四，大国特征的贸易战略选择，一是外贸结构调整与增长方式转变，从货物进出口、服务贸易、文化知识产权贸易、利用外资和国际经济合作等多元系统结构出发，以出口增长方式和产品结构调整作为基础和逻辑起点（崔治林，2009），二是要与转变生产方式相结合，实施以生产促出口策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外经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和调结构转方式的主线（杨昌荣、夏志铁、柳哲，2010），从中国出口结构看，靠汇率、货币工资因素推动的外贸发展受国际市场动荡影响较大，而靠研发（R&D）投入推动的外贸发展受国际市场动荡的影响较小（霍伟东、刘涛、谭潇寒，2010）；三是在转变出口增长方式与出口适度增长、适度顺差和促进国际收支均衡间找到适当的平衡点作为宏观调控核心（崔苏卫、范良成、夏网生，2010）。第五，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自1982年以来，内需和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都很明显，影响效果差别不大，国内市场需求每增长1%，国内生产总值提高0.54%，国外市场需求每增长1%，国内生产总值提高0.40%，国内需求和国外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小之比为1.35：1，在保持外贸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下，应积极刺激国内消费，提高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张兵、吴婷婷，2010）。

30年利用外资，“以市场换技术”是个倍受争议的话题，不断有学者在证明该战略的失败，在征文中，有学者提出，“以市场换技术”究竟有没有问题，不能只凭主观判断，而要摆事实，讲道理，应从对外开放的实际进程中去寻找答案；从对外开放战略实施层面上看，“以市场换技术”集中概括了中国对外开放战略重点及目标，是实施对外开放战略的一种经典表述或解读，也是吸引外资必须遵循的战略方针，从理论逻辑层面上看，“以市场换技术”表明了利益主体双方应该拥有同等选择或交换的权利与价值，体现了其内在的利益联系，具有理论逻辑上的合理内涵，从实践层面上看，“以市场换技术”在利用外资中逐步演变成一种公认的发展思路或战略，印证了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的辩证关系（罗时凡，2006），所以该战略是成功的（李玉梅，2006）。关于利用外资战略问题，学者们认为，第一，制定利用外资战略新目标，应从“政策换资本”到“制度换资本”的转变，重点提高外资质量和健全外资监管体系，从“重审批”向“重管理”转变（聂平香，2008）。第二，随着企业境外投资快速增长，应对境外投资做出宏观导向性规定，尽快制定一部既有中国特色又与国际立法接轨的《境外直接投资法》，作为调整境外投资关系的基本法（聂名华，2008）。第三，为解决连年增长的高额外汇储备，走增加海外投资，扩大海外资产，优化不合理储备结构是解决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的治本之策（柴海涛，2008），在这方面可考虑逐步放宽资本流出限制，实行对外直接投资鼓励促进政策，鼓励企业积极参与跨国并购（李玉梅，2007）。第四，国际流动资本已成为一支庞大的金融力量，随着经济全球化、金融一体化的不断推进，中国在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战略之后，国内外资金大规模双向流动格局正在逐渐形成，为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提供了新的机遇（尹晓波，2009），中国应抓住机遇，积极参与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天津开发区管委会，2009）。第五，金融危机导致廉价资产出现和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在带来国际投资新机会的同时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一个良好契机，促进外资工作的重点是创新吸收外资新方式，利用外资与对外投资并重发展（聂平香，2009）。

2010年征文一、二等奖

一等奖：

《从金融风暴对外贸冲击的反应差异，探求我国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路径》，西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

《多角度思考人民币汇率问题应对策略》，北京WTO事务中心。

二等奖：

《中国制造业承接外包对产业国际竞争力影响的研究》，南京财经大学。

《碳税与碳关税的比较分析—基于隐含碳的测定方法》，天津财经大学。

《论当今形势下继续支持出口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南开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

《改革开放30年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及问题探析》，西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

《贸易便利化对中国-东盟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南开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

2009年征文一、二等奖

一等奖：

《当前深化开放型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问题》，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

《全球经济衰退背景下加工贸易政策的适应性调整》，天津开发区管委会。

二等奖：

《统筹协调“六外”关系，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

《金融危机、国际贸易与资本市场调整趋势—全球与中国》，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经济危机下推进中国外贸结构调整的思考》，湖北国际经济贸易学会

《金融危机下我国吸收外资的政策难点及对策》，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2011年选题

1、关于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实证研究及其启示

2、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外经贸发展的形势与对策

3、关于我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战略思考

4、关于加快转变我国外经贸增长方式、促进外贸结构优化升级的问题

5、关于稳定外需与扩大进口及优化进口结构问题

6、关于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问题

7、关于提高利用外资水平、改善投资环境问题

8、关于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及推动自由贸易区建设问题

9、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与路径思考

10、关于“十二五”期间我国新兴产业国际化发展战略研究

11、关于加快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问题

2009年选题

1、面对世界经济严峻形势，中国外贸结构调整、升级换代的思路

   2、应对世界贸易保护主义的对策

   3、新形势下进一步完善我国利用外资政策与策略

   4、对外资本投资与并购的研究与分析

   5、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研究

   6、资本流动自由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7、金融危机对我国外经贸的影响及启示

福建省今年征文获奖情况

2009年福建投稿8篇，获奖1篇。

优秀奖1篇：《国际金融危机与我国外经贸可持续发展对策思考》（福建省对外经济贸易研究所魏金山）。

福建国际贸易学会获得组织奖。

2010年福建投稿9篇，获奖2篇。

特别奖1篇：《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推动外经贸发展方式转变》（福建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陈奇）。

优秀奖1篇：《东亚区域合作的模式与路径选择》（福建社会科学院亚太经济杂志社全毅）。

福建省对外经济贸易学会获得了组织奖。

2011年福建投稿8篇。

福建省投稿在全国各省占比例较高，但获奖率不高。

征文投稿要点：

第一，选题

第二，研究方法

二、资本换技术

1、关于世界工厂

2、关于再工业化

3、当代国际经济合作新特征

4、资本换技术的理论问题

5、资本换技术的路径

1、关于世界工厂

首先，究竟何为“世界工厂”，在理论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中并没有人做过精确的定义，但一般认为能够成为“世界工厂”的国家或地区至少应具备两方面特征，第一是制造业规模庞大，产品成熟，技术创新能力较强，不仅满足自身需要而且能够向外提供多种类的工业制成品；第二是在国际贸易中能够占到世界工业品出口总量的相当份额。

以制造业为主要内容的工业化，造就了19世纪70年代的英国，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和80年代的日本成为“世界工厂”。这些国家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工厂”，无一不是依靠的雄厚制造业起家和充当“全球制造业中心”而为其经济增长奠定基础。18-20世纪初，英国制造业在100多年时间里称雄世界，美国自工业化后，制造业一直是经济支柱产业，战后曾一度在全球市场中拥有绝对优势，占到全球制造业份额的40%左右，提供了国民财富的68%，随着知识经济和服务业发展，美国于20世纪80年代完成产业结构调整，制造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有所下降，但仍占据重要地位，1987-2005年，制造业对实际GDP的贡献率为15%，是所有行业中最高的，2005年,制造业出口占其全部出口的61%，贸易总额占制造业经济总产值的40%，即使在受危机影响的2007年，制造业仍占全球的20%。日本自20世纪50年代末起步，几乎每10年产业结构就会发生革命性变化，其中固然包括有利的国际环境、美国扶持等外部因素，但日本政府不断制定颇具前瞻性的产业政策，从承接国际制造业产业转移到向外转移演进，不仅创造了占国民总产值49%的份额，而且在70年代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在钢铁、机械、石油化工、光学仪器、造船等方面拥有绝对竞争优势。无独有偶，20世纪60-80年代，亚洲“四小龙”经济的高速发展，同样依赖于制造业发展及其推动的出口高速增长。 ¹

事实证明，自工业革命以后，制造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柱型产业，是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基础，其规模和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和现代化程度的主要标志，各国对其地位和作用都有着深刻的认识，无论什么时代，制造业都是一个创造财富、提供就业机会、促进创新的重要生产部门。不是一个制造业的大国很难想象它会成为一个科技大国，反之，几乎所有的科技大国都同时是制造业大国。制造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业的规模和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和现代化程度的主要标志，既决定着一国的现代化进程和高科技产业发展水平，也是一国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和科技水平的集中表现。

其次，中国“世界工厂”的成因与问题。以2001年入世为标志，中国开放程度空前提高，经济增长达到颠峰水平，在这一过程中，制造业功不可没。作为国民经济“顶梁柱”的制造业，使中国在2006年成为“世界工厂”，“制造业不仅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石，而且使“世界工厂”、“制造大国”向中国转移，同时挑战美国和日本。 ²

中国之所以在21世纪初成为“世界工厂”，其成因首先来自于改革前27年的基础，自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尽管经济建设政策失误较多，但在“先生产后生活”、“自力更生”思想引导下，到文革结束时，中国已在只及英国工业革命初期水平的基础上构造起工业基本骨架，有了初级加工制造工业体系。其次，改革开放后，制造业在经历了复苏（1978-1987）、崛起（1998-2007）两大阶段后，不仅形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且总体规模进入世界前列，使“Made in China”遍及全球。取得这一成就的原因有三：第一，国家战略思路明确，从“六五”（1981-1985）到“十一五”（2006-2010）始终没有放弃促进科技进步、发展实体经济、不断增强国力的总方针；第二，不断扩大利用外资，用13亿人口包括近9亿农民的巨大潜在市场走“市场换技术”道路，通过不断输入国外成熟和成功技术，在技术溢出效应和模仿效应作用下提高制造业水平；第三，通过加工贸易，以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用低成本创造大量廉价商品扩张制造业规模并敲开国际市场大门。不可否认，在取得这一成就的过程中，技术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实证研究领域，裴旭东（2008）借助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关系的计量经济模型进行了定量研究，发现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1978-2005年为27.52%，1997-2005年为39.16%； ³王楠（2009）依据全要素生产率（TFP）计算方法，得出的结论是改革开放30年的科技术水平年均进步率为5.1%，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53.5%，超过资本、劳动两者贡献之和，技术进步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毋庸置疑。 ⁴在制造业方面，冯跃（2008）使用DEA-Malmquist指数法，对1997-2005年中国制造业的20个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进行了测度，结果表明在这些行业全要素生产率中，外资推动的技术进步是主要原因； ⁵王海云（2008）依据外国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基本模型检验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工业部门中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内资企业存在正向技术溢出效应，内资企业对行业经济增长同时起正向作用。 ⁶

在获得“世界工厂”与制造业大国美称的时候，中国并不是制造业强国。自新中国成立迄今，从国家政策层面和产业化导向角度看，工业化优先和积极发展制造业始终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导战略，到1979年，我国已具备初步的工业化基础，一般制造业也有较大发展。改革开放加上入世成功，使我国全面融入世界经济，在外资推动下，制造业更是得到快速发展，2006年成为世界第二制造大国。此后，一方面进一步发挥廉价劳动力和低成本比较优势，以代工为主的普通制造业规模极速扩张，另一方面，在中央“科教兴国”战略方针指引下，研发投入加大，引进、消化、吸收和创新能力提高，高科技含量和高附加值制造业得到提升，2008年，制造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86.75%， ⁷增加值占GDP的37.25%（见表1），首次在总量上超过日本。从世界角度看，2007-2008年，我国制造业规模居世界第二位，2009年，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比例17％，居第一位，200多种工业品产量世界第一，工业制成品出口规模世界第一，成为绝对的制造业大国并获得“世界工厂”殊荣。制造业不仅承担了我国工业化的重任，而且在GDP增长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对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我国经济高速成长的动力引擎。

特殊的国情使中国走的是一条以量取胜的粗放式增长道路，尽管目前在很多方面中国都可以大国称傲，但都不是强国，在制造业方面，发展不平衡问题尤为明显，尽管中国并不缺乏航空航天、人造干细胞、人类基因图谱等世界最先进的顶极尖端技术，不仅比肩美、俄，圆千年飞天之梦，而且高技术制造业也获得了骄人成就，但装备制造业由于缺乏核心技术和生产集中度偏低而“成为软肋”， ⁸值得指出的是，装备制造业是生产机器的机器制造业与制造业的核心，不仅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提供各类重要与关键设备，而具有产业关联度高、带动能力强和技术含量高等特点，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工业化水平与经济、科技总体实力的标志，是关系国家、民族长远利益的基础性和战略性产业，是用先进科学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重要纽带和载体，是高新技术产业和信息化产业发展的基础，是国家经济安全和军事安全的重要保障。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就提出了“要大力发展装备制造业”， ⁹但由于种种原因致使该行业一直滞后发展，2005年，日本国际经济学家长谷川庆太郎就认为，“没有日本的机床，中国的汽车产业将寸步难行”，“中国对日本的依赖只会越来越加强而不会越来越削弱”， ¹⁰来自国内相关行业的调查也指出“中国数控机床技术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相差起码15年”，“不锈钢生产技术与先进工业国家相比存在着较大差距，” ¹¹危机到来之时，装备制造业受到冲击较大。第二，缺乏自主创新和关键技术，在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装备制造业中，如航空设备、精密仪器、医疗设备、工程机械等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产品，80%核心技术和设计专利仍掌握在外国人手中，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 ¹²第三，产业升级缓慢，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瓶颈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以加工组装生产方式推动产值和出口的增加主要动力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2、关于再工业化

首先，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是国民经济中工业生产活动取得主导地位的过程，也是工业，尤其是制造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是一个国家进入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按照工业化进程，人类社会可分为前工业化、工业化和后工业化三个时期。1973年，美国社会学家D·贝尔在《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中提出了“后工业化（Post-industrialization）”概念，用以描述20世纪后半期工业化带来的社会结构变革，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制造业创造的产值占GDP27%以上，居世界第一，在全球制造业总量中，美国的份额一直不低于1/5。贝尔认为，后工业化社会是人类的未来，其特征是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撑与主体的时代，美国是第一个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国家。“再工业化（Reindustrialisation）”较早见于韦伯斯特词典（1968年版），其解释是“一种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特别是通过政府的帮助来实现旧工业部门的复兴的现代化并鼓励新兴工业部门增长”，后来的学者Roy Rothwell和Waiter Zegveld（1985）对“再工业化”的解释是“产业结构转型面向高附加值、知识密集要素和产品，以及服务于新市场以新技术创新为主的产业等”。 ¹³

其次，“再工业化”的时代特征。20世纪80年代后，在产业结构向以服务业为中心的第三产业调整过程中，制造业在美国被认为是“夕阳产业”，国际竞争力遭到削弱，期间华盛顿大学教授、华盛顿D．C政策研究中心主任Amitai Etzioni曾就此问题提出过“再工业化”政策建议，认为美国工业化完成之后出现的投资不足和过度消费损害了美国的生产能力，要想重建美国经济的根本基础，就不得不进行“再工业化”，即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加速固定资产更新换代，提供能够提高能源效率的新设备等（1980），遗憾的是这一建议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经历了长达20多年的金融自由化发展后，由过度膨胀的虚拟经济引发的一场金融危机使美国和世界经济遭受重创，发展工业生产和重塑实体经济，这些似乎已被人们忘却了的古老概念再次出现在世界经济中。危机过后，为振兴经济，2009年底，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一项声明中提出，美国经济要转向可持续的增长模式，以出口推动增长和实现制造业增长，由此发出了向实体经济回归的信号，这一信号说明，美国已开始重视国内产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为推进“再工业化”战略和重塑竞争优势，美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技术计划，在推动先进制造业转变，以制造业产品出口为主更成为其中的主要内容，2010年后，美欧经济体对制造业的重视日益加强。 ¹⁴“再工业化”的时代特征是：第一，重新认识制造业价值，以先进制造业为代表重构实体经济，先进制造业不仅能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发展，更重要的是能带来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提高抵抗经济风险的能力；第二，大力发展新兴产业，重视新能源装备制造业发展，加快最先进、最现代化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第三，大力鼓励科技创新，金融危机后，美国并没有因此大幅度减少研发投入，在《2009年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中包含增加133亿美元科技投入，其中研究和开发99亿美元，研究和开发设施设备34亿美元。

第三，“再工业化”对我国的挑战。我国制造业的现状可以用四个字概括“大而不强”。首先，2001-2008年，制成品出口增长约6.1倍，2008年制造业产品出口额占商品出口总额比重达到93%（同期世界制成品出口占商品总出口的比重为65%），说明制造业产品出口大国的地位逐年增强（见表1），但从表2反映的情况看，2009年，在国民经济45个二级行业中，国际竞争力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24个（竞争力评价指数超过100）行业基本都是普通制造业，2010年，出口总体增长31.3%，其中一般贸易占比过半，增长36%，机电产品增长30.9%，占外贸出口总量60%、增量70%以上，连续16年保持第一大类出口商品地位，并居全球第一位，服装、纺织、鞋类、家具、箱包、玩具出口增长25.9%。“十一五”期间，一般贸易出口年均增速20.1%，加工贸易比“十五”末增长67.7%，年均增速10.9%， ¹⁵由此可见，出口竞争力主要通过普通制造业规模取胜。

表1   2001-2008年我国与世界制成品出口额占商品出口额的比重 ¹⁶

年份	中国			世界			中国制成品出口增长率优势指数
	制成品出口总额(百万美元)	商品出口总额(百万美元)	制成品出口额占商品出口总额的比重(%)	世界制成品出口总额(百万美元)	商品出口总额(百万美元)	制成品出口额占商品出口总额的比重(%)
2001	235822	266098	89	4526374	6191000	73	0.48
2002	292561	325596	90	4765346	6493000	73	1.70
2003	396993	438228	91	5518269	7586000	73	1.10
2004	542366	593326	91	6650454	9219000	72	1.23
2005	700342	761953	92	7303802	10489000	70	0.71
2006	895390	968978	92	8259689	12112000	68	0.68
2007	1134733	1218623	93	9520232	13987000	68	0.97
2008	1329640	1428332	93	10458106	16070000	65	-0.03

资料来源：根据WTO贸易统计数据库（2001-2009）数据计算而成。

表2    2009-2010年我国制造实力榜—行业国际竞争力指数

国民经济行业	出口比重指数（%）	竞争力评价指数
农、林、牧、渔业	0.93	99.26
农业	0.53	99.46
林业	0.05	99.46
畜牧业	0.06	99.27
渔业	0.09	100.08
农、林、牧、渔服务业	0.19	101.23
采矿业	0.72	99.09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0.20	99.62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0.26	99.35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0.02	99.24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01	99.16
非金属矿采选业	0.23	99.45
制造业	96.49	101.56
农副食品加工业	1.26	99.78
食品制造业	0.39	100.15
饮料制造业	0.20	99.98
烟草制品业	0.06	99.67
纺织业	5.55	102.83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8.07	101.93
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	3.31	103.26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0.72	100.69
家具制造业	2.55	103.80
造纸及纸制品业	0.53	99.84
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	0.30	100.85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2.47	103.25
石油、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1.16	99.65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2.90	99.41
医药制造业	0.76	100.42
化学纤维制造业	0.06	100.18
橡胶制品业	0.87	101.02
塑料制品业	1.73	101.37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2.08	101.38
黑色金属冶炼业及压延加工	1.72	99.54
有色金属冶炼业及压延加工	0.96	99.03
金属制品业	3.50	102.11
通用设备制造业	4.57	101.18
专用设备制造业	3.62	100.65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5.05	100.29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8.65	102.07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28.75	102.43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3.28	100.80
工艺品及其他产品制造业	1.41	101.73
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	0.01	98.34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0.09	99.63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0.09	99.63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0.00	99.72
环境管理业	0.00	99.72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0.00	98.95
广播、电影、电视和音像业	0.00	99.30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杂志根据海关总署统计数据、全球贸易信息系统（GTA）数据及其它相关数据编制。

其次，反映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经济技术指标包括：第一，劳动生产率和增值率，目前我国约为美国的4.38％、日本的4.37％和德国的5.56％； ¹⁷第二，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和自主创新，目前我国关键技术自给率低，技术对外依赖度达50％，60％以上核心装备需进口，科技对发展的贡献率仅占30％，发明专利只占世界总量的1.8％； ¹⁸

第三，产业集中度与规模效益，在国民经济所有行业里，制造业是集中度和规模效益最为显著的产业，但我国至今没有出现一批能够代表先进生产力水平、规模效益显著、在世界范围内具有较强影响力的知名制造企业，在《财富》杂志最新公布的2010年世界500强企业名单中，我国有54家企业入选，但居2010年我国制造企业500强排名第一的中石化在全球500 强上仅排第7 位，营业收入是荷兰壳牌石油营业收入的66%，排名第2位的东风汽车营业收入仅是日本丰田汽车营业收入的19%，在国内排名第10位的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在世界500强中只排到了348名的位置。第四，资源利用率和技术/产出贡献率偏低，我国目前的能源利用率为32%，发达国家为42%，产品增值率为30 %，美国、德国、日本分别是48%、47%和41%， ¹⁹按能耗加权平均粗略计算，我国单位工业品能耗国内平均水平比国际先进水平高出约15%。 ²⁰第五，低端产品产能过剩，高附加值产品生产能力不足，仍处于世界制造产业链中下游，调查显示，在我国382 种主要工业品中，约有87%的产品存在供过于求状况，而以规模取胜的我国制造业发展，主要来自于加工贸易和中小企业推动，出口产品大多数是技术含量、单价和附加值都较低的“三低”产品。第六，装备制造业缺乏核心技术，国际竞争力不强，据统计，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设备投资的2/3依赖进口，多为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和高价格的“三高”产品，而石油化工、轿车工业、数控机床、纺织机械、胶印设备等主要装备制造产品的技术来源50%以上依靠从国外引进。

第四，“再工业化”对我国的挑战：首先，“再工业化”是“一种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特别是通过政府的帮助来实现旧工业部门复兴的现代化并鼓励新兴工业部门的增长”，是“产业结构面向高附加值、知识密集要素和产品以及服务于新市场以新技术创新为主的产业转型”； ²¹其次，“再工业化”反映了美国等发达国家对“去工业化”模式的反思，表达了重归实体经济的愿望，但“再工业化”的实质不是恢复传统制造业，而是全球制造业的新一轮洗牌，这轮洗牌的根本特征一是高新技术推进的先进制造业占主导地位，二是将制造业发展与世界贸易规则和竞争规则挂钩；第三，“再工业化”是一个持续创新过程，是以高新技术为依托，发展先进制造业并推动产业结构继续升级，重新拥有更强大竞争力的新工业化过程，目前已有迹象表明，美国将从制造业的现代化、高级化和清洁化中寻找“再工业化”的出路。

有鉴于此，我国必须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提高先进制造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以应对“再工业化”带来的挑战。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十二五”时期国家发展战略任务的主题是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抓住“再工业化”机遇，全面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是我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新起点，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促进我国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技术是关键。

3、当代国际经济合作新特征

传统的国际经济合作：国际经济合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同主权国家政府、 国际经济组织和超越国家界限的自然人与法人为了共同的利益，在生产领域中以生产要素的移动与重新组合配置为主要内容而进行的较长期的经济协作活动，国家间的经济政策协调也是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内容，国际经济合作的实质内容就是生产要素的国际移动和重新组合配置。

当代国际经济新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相互依存成为当代国际经济合作的基本特征。国际经济相互依存是20世纪60年代出现在工业化国家中的一种趋势，相互依存理论（Interdependence）最初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库珀（Richard N. Cooper） ²²、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S.Nye），他们将相互依存视为“现代国际体系的根本特征”和国际关系的重要原则。约瑟夫·奈和罗伯特·基欧汉的《权力与相互依存－转变中的世界政治》（1977）开篇第一句话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存的时代”，库伯认为（《相互依存经济学：大西洋共同体的经济政策》，1968），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取决于其他国家的发展和政策，一个国家的发展和政策又影响到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世界各国在对称与均衡的相互依存中发展；库伯将一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与进出口贸易所占比重以及两者的发展速度之比作为相互依存分析的数量分析指标，经过验证得出的结论是：由于波及效应随着经济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而增强，非合作经济的政策效力会减轻，经济政策协调显得尤为重要；国际经济相互依存理论可以解释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必要性，缺乏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将会付出高昂的代价。20世纪80年代后，相互依存理论进入发展兴盛时期，在国际政治与经济、国际安全与国际制度关系方面有了很多新的研究成果。

20世纪90年代后，“冷战”结束，世界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出现重大变化，政治走向多极化，经济走向全球化，国际间相互依存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基本特征。在和平与发展时代，谈判取代冷战，均势取代遏制，国际政治合作趋势逐步超过国际冲突趋势；各国所面临的诸如能源、人口、环境、粮食、增长与发展等问题成为全球性问题，靠个别国家的努力已无法解决，通过国际经济合作可以推动全人类共同利益形成；在国际贸易作用加大和国际投资加速背景下，各国再也不能闭关锁国，越来越多的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缓和与开放占据国际关系主导地位，国际经济组织（包括会议、论坛）作用得到加强，新的国际合作方式改变了传统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当相互依存成为国际社会中不可否认和回避的客观事实，任何国家都难以游离之外时，组成国际社会的全体成员彼此间在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等领域中形成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不可分割的相互依赖生存关系，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成为其基础。相互依存中的国际经济合作既在国家间或区域内，也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水平相互依存、垂直相互依存、共生相互依存与水平国际经济合作、垂直国际经济合作、多边国际经济合作融合在一起。

中国入世后，对外贸易和投资高速发展，2005年后外贸依存度一直保持在60%以上， ²³出口对经济增长年贡献率达到20%，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连续两年超过50%（2009-2010）；2009年吸引外资总额位居全球第二，预计未来三年吸引外资总额将升至世界第一；作为资本输出国，2009年中国对外投资额排名跃升到世界第5位，总额达到520亿美元，预计未来3年将位居世界第二（联合国贸发会议《2010年世界投资报告》）。按照相互依存理论，GDP、外贸依存度、直接投资之间存在正的高度线性关系，这就说明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依存度正在不断提高，利益重叠交织趋势越来越突出，中国与世界不再是内部与外部和各自追求自己理想的关系，而是越来越多的表现为内外一体，有着越来越多的共同追求关系，在相互依存中积极与各国开展经济合作已成为无法替代的选择。

   第二，全要素合作是当代国际经济合作的经济特征。生产活动是人类经济生活的基本活动，生产活动是对生产要素进行组合制造产品的过程，国际经济合作的实质是生产要素国际移动和重新组合配置，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价值链分工体系形成，生产要素全方位运动，全要素合作成为当代国际经济合作的经济特征。首先，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生产要素国际差异取代比较成本成为决定国际分工的基础与核心，以生产要素参与全球化的国际分工实际上是一种要素分工，各国以一种或几种特定的生产要素参与国际分工，以一个或几个生产环节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竞争并获得要素收益。其次，决定要素合作的基础是全球生产价值链体系，在以价值链为基础的国际分工格局下，以产业和产品为界限的分工演变为同一产品内某个环节或某道工序的专业化分工，最终产品优势竞争转移到价值链各环节上，从而使全球产业体系重构，在生产方式、市场竞争、资源配置、财富分配等方面发生深刻变化，“分工利益”大于“贸易利益”，最终影响国家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速度。第三，价值链分工成为现代分工主要形式后，任何国家和企业都不可能拥有所有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一国的竞争优势不仅体现在某个特定产业或某项特定产品上，更多体现在同一产业价值链和同一产品价值链的各个环节或工序上，利益则按要素分配方式进行，在此背景下，生产要素全面跨国流动趋势进一步加强，一国要在价值链分工体系中获得一定份额和利益，必须参加全要素运动中的国际经济合作。第四，价值链分工成为新型国际分工发展推动力后，各国根据自己不同的要素资源禀赋获取相应的价值增值与收益，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成为经济增长的必由之路。第五，价值链分工体系形成后，经济全球化加速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重新优化组合配置，区域经济一体化、多边贸易体制建立既是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制度保证，也是全要素合作必然结果，这一结果使国家间经济关联性和依存性不断增强，发达国家不仅凭借其资本、技术等优势先机占据了高端生产和服务市场，而且还获得了国际游戏规则的大部分制定权，进一步强化其在原有贸易格局中既得的利益，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国际分工链条末端，并且在国际游戏规则中受制于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思想指导下，通过“以资源换技术”、“以劳动换技术”、“以市场换技术”、“以劳动和资本换资源和技术”参与生产要素国际运动，使中国在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同时出现两方面的显著特点，第一，在以出口导向和积极吸收外资为主要推动力的增长方式中，出口位居世界第一，外资占GDP比重超过40%，成为经济增长引擎，外贸、外资协力发展的核心是绝好的利用了世界最大的比较优势—廉价劳动力，结果是在确立贸易大国地位和“世界工厂”称号的同时， ²⁴也使中国走到了价值链利益分配“微笑曲线”的底部。第二，在“走出去”战略推动下，积极参与了生产要素国际分工，在国际资本运动中，1999-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平均增长率达80.43%，远高于GDP增长速度，2009年位居世界第5位，并购交易世界第2位，中国企业已由被收购转为收购方，2010年底，累计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2588亿美元，以能源为主的采掘业成海外投资主力军，海外资产超过2万亿美元，预计2015年将居全球第一，总体上已步入资本净输出阶段， ²⁵联合国贸发组织投资和企业司司长詹晓宁认为，对中国而言，继续加大对外投资力度已成为其经济持续发展、再上台阶的必然要求，中国经济总体上已到了海外投资大规模增长的阶段，目前海外投资和吸引投资1:2的比重可望在不远的将来升至1:1； ²⁶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4944亿美元，完成营业额2850亿美元，是“十一五”规划目标的2.2倍；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192万人，劳动力跨国界流动收入已大于支出； ²⁷据国家发改委公布公布的数据，到2010年，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外贸出口的比重已达35％，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高新技术产品占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提高到15％左右，2009年，由中国大陆及中国香港地区出口的信息与通信技术产品已占据全球该类产品总出口额的1/3，中国已稳坐全球信息和通信技术产品出口国龙头地位。 ²⁸

这两个特征说明中国在以廉价劳动力和相对丰富自然资源等比较优势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过程中，同时抓住时机积极参与了全要素国际运动。中央提出“走出去”战略已经10年，“走出去”的实质是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为实现大国向强国的转变，除继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外，必须以开放大国的姿态提高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培育新的要素优势，走全要素合作创新之路，以全要素合作推动对外贸易创造效应与产业结构升级效应提高，最终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增长效应，这与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新时期要“培育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新优势”是完全吻合的。

第三，国际资本运动是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全要素运动与合作的主导形式。资本是生产诸要素中最活跃的要素，资本运动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在生产诸要素运动中，最活跃、作用和规模最大的也是资本运动。

市场经济用资本敲开了世界市场，创造了生产要素运动与协作，协作创造了新的生产力，生产力发展迫切要求在更大范围内进行社会化大生产，社会化大生产为创造更新的生产力和广泛应用自然力和科学技术开辟了道路，以劳动和资本为代表的生产要素运动超越国界后在全球范围内流动日益加速。从世界经济打破国界壁垒，走向全球化时开始，资本作为最活跃的生产要素便开始了不间断的国际运动，至今已有百年历史。在这一百多年里，资本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奔走世界，到处创业，给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创造了适宜的环境，正如马克思所说：“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 ²⁹

资本国际运动推动了世界生产，国际资本运动极大地促进了生产要素跨国界优化组合，使生产要素在更高水平上得以配置，国际资本运动是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全要素运动的主导形式，当代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以资本运动为引领的全要素国际运动。以资本为引领的生产要素国际运动和全要素合作趋势要求中国必须尽快实现利用外资、对外投资合作方式创新，走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道路，以投资促进创新全球资本合作方式是构筑中国全面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提高竞争新优势的重要路径。

生产力发展是推动人类进步的最终动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每一次科技进步不仅推动了生产力发展，而且使国际分工、世界市场和全球经济发生深刻变革。第一次科技革命使市场经济制度最终战胜封建经济制度，国际分工变化推动世界市场初步形成和国际贸易迅速发展；剩余资本出现推动国际资本运动产生，剩余劳动力国际自由流动开始，开创了以资本和劳动力为代表的生产要素国际移动。第二次科技革命使人类进入电气时代，生产手段、生产对象、生产方式时空阻隔出现本质变化，在垂直分工、产业间分工完成后，国际分工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国际分工体系完成。这次科技革命一方面世界市场最终形成使全球生产联系得到加强，另一方面，国家垄断资本作用得到加强，第三次科技革命使国际分工发生革命性变化，一个以价值链分工为主导的新型国际分工形式出现，国家间从简单最终产品间贸易走向价值链分工间贸易，最终推动世界所有国家都融入到国际贸易和资本运动体系中；价值链分工体系催生了新工业体系形成，跨国公司迅速成长并推动生产要素全方位运动，一个以跨国公司为代表和以资本为引领的全要素国际移动新局面在全球展开。

除去各种历史偏见，可以看出强国之路的共同途径，一是全面开放并主动与世界融合，二是资本输出并积极参与资本运动，三是获得世界话语权。中国入世后，抓住经济全球化发展机遇，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外贸外资迅速发展，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面对如此巨大的外汇储备，实现利用外资方式创新既是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全要素合作的新要求，也是后危机时代强国之路的必然选择。在以资本运动引领下的当代全要素国际经济合作中，从传统的“市场换技术”、“资源换技术”、“廉价劳动换技术”过度到“资本换技术”，以投资促进创新全球资本合作，积极参与国际资本循环是构筑中国全面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提高竞争新优势的重要路径。

第四，全方位合作是当代国际经济合作的方式特征。随着冷战结束，20世纪90年代后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变化的根本特征是出现了多极化格局。在多极化格局中，首先，政治上形成相互制衡力量机制，各主权国家话语权均得到提高，各政治力量间利益诉求日益增多，在利益至上，竞争共处原则下，全球发展成为各国都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其次，多极化格局更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在相互补充、交融和依存共处中，各国利益更多地交融在一起，为实现自身的战略目标，对话与合作成为当代国际政治经济交往的主流。第三，多极化使各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地位转换，综合国力强弱决定了一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在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下，经济利益成为国际关系的重点，综合国力竞争大大加剧。第四，综合国力竞争的核心内容是经济竞争，科技创新是综合国力竞争的制高点，在国际政治角逐逐渐转向以科技为先导，以经济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后，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成为当代世界的鲜明主题，加强国际经济协调，扩大交流与合作成为当代世界政治外交的主流趋势。

相互依存理论提出者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认为，当国家所面临的许多问题趋于全球化后，国家间经济联系加深使一国实现本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难度加大，单靠个别国家的努力已无法解决，缺乏国际间的经济政策协调将会代价高昂，国际合作趋势逐步超过国际冲突趋势，通过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势力相互制约，最终谋求形成一种势力更强的国际经济同盟，经济政策协调就显得尤为重要，广泛开展国际经济政策协作是十分必要的。中国国际经济合作理论界老前辈，四川大学王世浚教授曾总结过当代国际经济关系中的竞争（competition）、矛盾、协调（coordination）、合作（cooperation）“4C规律”，该规律说明，首先，竞争是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国际经济竞争是参与国际经济活动各个行为主体为取得某种经济上的优势而在国际间展开的一种经济实力较量和自觉活动；其次，任何一种国际经济行为都反映了行为主体所追求的价值利益目标，各行为主体在目标实现过程中，必然会发生摩擦和冲突，甚至对立，国际经济关系中的矛盾普遍、大量、经常性存在是一种长期现象；第三，解决矛盾需要协调，国际经济协调是国际经济关系中不同行为主体、国际经济组织制定共同遵守的协议和法律法规等进行协商的途径和机制；第四，协调推动合理竞争、缓解矛盾冲突和产生合作，国际经济合作是国际间不同行为主体为实现生产要素在国际间移动和重新组合配置的一种有效的经济机制，这种机制是世界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与结果，是经济生活国际化的必然趋势。

国际经济协调的基础是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和国际经济传递机制，建立共同遵守的国际规则是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出发点，国际经济组织和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是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渠道，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中，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实质是全方位的合作，主要采用三种形式进行，第一种是在多边协议框架下的机构性协调，第二种是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地区协调，第三种是在领导人会晤机制下的定期协调。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经济全球化推动和影响下，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目标开始向深层次发展，90年代后，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目标水平进一步提高，其目的旨在为各国经济发展创造一个平稳的竞争环境，在考虑本国宏观经济目标的同时，实现共同的福利最大化。IMF主导的国际货币协调、WTO主导的国际贸易协调、G20会议都是典型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形式，这些协调已改变了传统的宏观、微观国际经济合作，在全世界拉开了一个全方位国际合作的新局面。在刚刚过去的全球金融危机（2007-2008）中，G20活动频繁，连续4次召开全球金融峰会，20国领导人与财政部长、央行行长不仅就反危机和应对衰退的措施进行了商讨和协调，还就世界经济与金融发展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协调和达成一些共识，在全球合作方面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实际上，从G7（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简称G7 summit，成立于1976年）到G20（group of 20，成立于1999年）大约经历了20年，这20年正是相互依存的全球化高速发展时期，G20的事实证明，第一，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开始平等讨论国际经济事务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2008年11月华盛顿峰会），新兴经济体正式走上全球经济治理舞台与发达国家共同讨论全球经济问题（2009年9月匹兹堡峰会）；其次，在加强金融监管方面，需要建立更加具有一致性和系统性的跨国合作（2009年4月伦敦峰会）；第三，国际经济合作已超出传统生产要素运动范围，在全球经济复苏和金融监管、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等多个问题中都需要协商、达成共识和开展合作（2010年6月多伦多峰会）。G20的实践与成果为当代国际经济合作提供了新的模式，同时证明在全球化和相互依存日益加深背景下，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必须使国际经济合作方式朝着全方位方向发展。中国在4次G20会议中的作用充分彰显了世界越来越离不开中国，中国也有了更大的国际回旋空间和一个全新的国际经济合作局面。

4、资本换技术的理论问题

从理论角度看，卡尔多第一定律已证明经济增长的引擎是制造业， ³⁰我国经济学家殷醒民（1998）根据对经济增长率的部门比较发现，制造业是我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经济结构转型中应该以发展制造业作为重点。 ³¹从实证角度看，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库兹涅茨（1951）认为，实现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是技术进步，没有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是不可能实现的。“索洛模型”（1957）用资本积累（K）、劳动力增加（L)和技术变化（T）三个要素，按照每年2.9%经济增长率计算得出技术进步在1909-1949年间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1%左右；查尔斯·I·琼斯（1991）计算出美国在1960-1990年均3.2%的GDP增速中，0.9%归因于资本积累，1.2%归因于劳动力增加，其余1.1%则来自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35%。 ³²

经济增长的索洛模型：索洛模型亦称为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外生经济增长模型，由美国经济学家索洛于1956年创立，该模型是现代增长理论的基石。索洛模型在做了必要的假设条件后，提出的基本增长模型是：生产和供给方面：Y=F（L，K），L为劳动，K为资本，劳动和资本可以平滑替代，用△Y/Y表示经济增长率，有：△Y/Y=[（1-θ）×△N/N]+（θ×△K/K）+△A/A，即经济增长率=（劳动份额×劳动增长率）+（资本份额×资本增长率）+技术进步，（1-θ）和θ为收入中劳动获得的份额和收入中资本，△A/A为技术进步率，技术进步影响经济增长率，即只要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可以持续下去，公式由此演变成：sf（k）=（n+d）k，即：人均资本净变化量=人均储蓄量-人均维持原装备水平所需资本，说明资本稳定增长，经济才有可能持续稳定增长，资本增长要与劳动的增长保持一致。资本稳定增长取决于资本深化nk（Capital deepening，即人均资本增加量，在经济增长理论中指资本与劳动比率的上升程度，资本深化意味着经济增长中存在着技术进步）和资本广化dk（Capital widening，即为新增劳动配备的资本，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本积累和劳动力增加保持相同的程度可以使资本-劳动比率或人均资本保持不变），索洛模型说明在一个经济稳态增长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技术，决定技术发展的是资本。

根据“索洛模型”建立的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简称TFP）概念，我国学者对1993-2006年制造业行业数据进行了计算（见表3），认为这一期间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4.16%，其中技术进步变化指数为5.23，技术进步在制造业发展中做出的贡献最大， ³³实证研究证明了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表3  1993-2006年制造业各行业平均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

行业		生产率指数（Malmquist）	技术进步变化指数
轻纺制造业	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	1.0715	1.0838
	纺织业	1.0231	1.0369
	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	1.0215	1.0269
	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	1.0231	1.0285
	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	1.0038	1.0346
资源加工制造业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1.1023	1.0992
	化学工业	1.0823	1.0892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0.9954	1.0438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1.0985	1.0954
机械 电子 制造 业	金属制品业	1.0131	1.0346
	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	1.0262	1.0292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1.0154	1.0431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1.0292	1.0385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1.0746	1.0700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1.0446	1.0300
行业平均		1.0416	1.0523

资料来源：根据1994-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

5、资本换技术的路径

首先，资本换技术的可行性。中国外汇储发展情况见表4。

表4  2006-2010年3月中国外汇储备

年份	外汇储备总额（万亿美元）	世界位次
2006	1.07	1
2007	1.53	1
2008	1.95	1
2009	2.40	1
2010	2.84	1
2011/3	3.74	1

几年来关于巨额外汇储备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

张维迎（北大）的“百姓分配说”，认为国家财富应向国民转让，一半外储应分给百姓，从短期看可能引来财富效应，从长期可以使收入分配差距大大缩小）； ³⁴2009年，针对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张维迎建议拿出一半来分给国民：“为什么政府有美国债券，而不是老百姓持有？如果将政府持有的美国债券分发给老百姓，让中国人都变成美国债券的持有者，这是一件好事”，“国有上市公司拿出40%股份，外汇储备再拿出1万亿美元，两项加起来一共是13万亿人民币，发到每个人手里是1万块钱，五口之家将分到5万，这将有非常大的财富效应”，“我们都有户口，按户口发就可以了。，国家将一部分财富分给老百姓，不仅短期来讲可能引来财富效应，长期来讲，还可以使收入分配的差距大大缩小。

辛一山（全职理论研究者）的“购地说”，认为可以将外汇储备投资到各国的土地上，只要各国体制不变，土地资产就是安全的，土地具有增值功能，拿到土地后，可以组织我们优势的人力资源进行开发利用，例如组织农民进行有机蔬菜的种植来供应邻近城市，这即解决外汇储备的风险问题，又解决中国农村劳动力多余问题，还同时解决了资产增值问题）。 ³⁵

赵锡军（人民大学财经学院）的“战略资产购买说”，认为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拓宽外汇储备的使用渠道要与中国4万亿元经济刺激方案结合起来，并结合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战略，增加购买战略性资产，增加能源和资源储备，是提高外汇储备使用效率和收益的重要方面，这有利于外汇储备的保值和增值。 ³⁶

李扬日（社科院金融所所长）的“美元投资说”，认为中国外汇储备目前最好的投资选择仍然是美元，增持美元可能更有利于我国外汇储备保值，“不买美国国债买什么”？ ³⁷美国财政部2009年初报告提出，中国目前大约持有74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相当于美国国债总额的6%，是美国最大债权国，而白宫发言人则表示，投资美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并强调中国投资美国国债是安全的 ³⁸。

本人增加一个“并购说”，理由是：

第一，“利用外资”已成为一个历史概念，在技术硬约束前提下，解决过度外汇储备的出路是彻底转变观念，放弃“利用外资”概念及其指导思想，将资本进入（外资）与输出（对外投资）结合起来，在“投资促进”理念下，从国家层面上调整机构、修改法律与政策，使中国站在更高层次，全面参与到国际资本整体运动与循环中去（2009），这与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十二五”期间对外开放两个并重是一致的（由出口和吸收外资为主转向进口和出口、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

其次，技术并购理论。

国际直接投资包括创建和并购两种方式，二者相比，并购最突出的优点一是迅速进入，二是优先获得。

企业技术获取方式：研究表明，常见的企业技术导入方式有三种，即技术购买、技术联盟和技术并购，技术并购有着明显的优势，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技术并购方式寻求先进技术（见表5）。

企业通过并购而不是自主研发来获取技术，原因一是速度，二是获得所有权资产。速度是最重要的，当企业在国内或者国外扩张时，并购通常是达到预期目标的最迅速的方法。对进入某个市场或某个新技术领域较迟的企业来说，并购提供了一种迅速赶上的途径。采取技术并购而不是选择内部增长的第二个主要动机是寻求战略资产，如R&D或技术诀窍、专利。迅速的技术变革使世界技术领先的企业面临着更大的竞争压力。结果，在大多数行业，创新的成本和风险与日俱增，而且还需要持续不断地吸收新的技术和管理方法，需要企业付出更大的努力，以保持创新领先地位，开拓新的技术领域。在一个以技术变化快、高风险研发项目开支不断增加为特点的环境中，许多企业感到有必要通过跨国并购来分摊创新成本，获得新的技术资产以增强它们的创新能力。并购使企业能够迅速做到这一点。

表5  三种技术导入方式的比较

	技术购买	技术联盟	技术并购
技术特点	技术零散；属成熟技术成果	技术较为系统；可能是成熟的技术成果，也可能是研发中的技术	技术整批的购入；包括研发机构和研发人员
投资额度	资金需求少	资金需求少	并购时投入很高，后期整合成本也很高
积累效果	较差	较好	好
对技术的控制程度	控制程度低	控制程度取决于战略联盟的内部稳定性	控制程度高

资料来源：《从中外企业技术并购比较中得到的启示》，吴婷等。

按照传统观点，国家或企业的先进技术获取方式，除自身研发外，还可以通过技术购买和利用外资引进得到，技术购买的缺陷除多为零散成熟技术成果和控制程度低外，最易遭遇各种限制性障碍，近30年来，发展中国家多期盼通过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在技术扩散和技术外溢效应中提高本国技术，但实践证明，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观目的并不是传播先进技术，发挥技术扩散和技术外溢效应，所谓的技术扩散或技术外溢至多不过是短期内的技术模仿，东道国从国际直接投资中获取的技术扩散和技术外溢效应不仅具有局限性，还常使其陷入被动局面，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国长期提倡的“以市场换技术”结果反倒倍受诟病的原因。当发展中国家通过吸收外资无法提高技术繁荣目的时，对外直接投资，特别是运用并购投资直接购买成熟、先进的技术就成为发展中国家获取先进技术的最好途径。联合国贸发会议在《2000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并购和发展》中认为，企业愿意通过并购而不是自主研发来获取技术有两个因素特别重要：一是速度，二是获得所有权资产，速度是最重要的，当企业在国内或者国外扩张时，并购通常是达到预期目标的最迅速的方法，对进入某个市场或某个新技术领域较迟的企业来说，并购提供了一种迅速赶上的途径，以技术并购寻求所有权战略资产，如R&D或技术诀窍、专利更为有利。 ³⁹

国内外学者对技术并购的作用、意义和动因已有过很多成熟的研究，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姆森（Williamson Oliver E.）从企业交易成本角度对技术并购理论进行了研究，认为在一个经济系统中，总存在某一点，在那一点上大企业收购创新型小企业是最理想的；格林斯川（1998）对并购是否能够获取外部技术以及技术多样化的重要手段进行了讨论，认为在技术导入中并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是仅次于技术搜索的外部技术导入方式；Hakkinen（2005）通过对芬兰制造业1999-2001年间相关跨国并购案例的实证研究，发现并购方通过获取技术性的知识并加以运用，可以实现资源的互补，产生协同效应；罗伯特（2005）通过调查发现，以技术并购方式获得技术资源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用，通过技术并购获取技术能力正成为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⁴⁰国内学者周雪萍（2007）选取万向集团作为研究对象，说明了采用并购方式获取技术可以填补国内技术空白，证明了并购对我国企业技术进步有很大的影响；吴静静（2008）采用我国行业样本数据以实证方法证明跨国并购对技术进步存在正向作用，并且得出跨国并购每增加1%，技术进步增加0.251%的结论。国外学者还对我国企业海外并购与技术进步了研究，Hsiu Ling Wu & Chien Hsun Chen （2001）认为我国企业将并购作为得到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一种手段获得了关键技术；Richard C.M.Yam （2005）通过对2334家我国工业企业进行调查，得出从事并购活动的企业要比不从事并购活动的企业能够得到更多的技术进步结论。 ⁴¹

第三，海外并购：我国企业的得与失。

我国企业海外投资起步较早，截至2010年底累计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已达2588亿美元，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批有实力的国有制造业企业就已经尝试到海外并购获取技术的做法，如1988年，首钢在美国购买了麦斯塔工程设计公司70%的权益，从而获得了国外先进的冶金技术并增强了设计能力。新世纪10年来，我国企业掀起了新一轮跨国并购热潮，据统计，自2003年开始，能源、矿业和公用事业并购交易占我国海外并购交易总成交量的29%，成交价值占总成交价值的65%，2009年前三季度，这三大行业的并购总成交量和价值占比进一步提高，分别上升至40%和93%， ⁴²2010年，我国海外并购交易额居全球第二（第一是美国），尽管多元化投资趋向开始明显，但能源、采掘业仍然是最主要的领域。 ⁴³这种并购结果如何呢？来自麦肯锡公司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过去20年里全球大型企业兼并案中取得预期效果的比例低于50%，而具体到中国则有67%的海外投资不成功”，埃森哲公司更认为“70%是不成功的”， ⁴⁴国际知名金融数据提供商Dealogic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企业跨境并购的失败率（指已宣布的跨境交易被撤回、拒绝或听任其过期失效的比率）为全球最高，达到12%；2010年，这一比率降至11%，但仍为全球最高，相比之下，美国和英国公司2010年从事海外收购的失败率仅为2%和1%。 ⁴⁵

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主要是：

（1）判断失误，近10年来，国内储蓄率持续走高，外汇储备连年增加，颇多业内人士认为利用巨额外汇储备支持企业海外并购已恰逢其时，“海外并购百年一遇的机会”到来了。

（2）宣传误导，在上述背景下，媒体进一步大肆渲染“中国企业不差钱，海外抄底的时机到了”，“大举进军海外并购的春天已提前到来”， ⁴⁶从而使不少企“被崛起”，出现了“矿业凶猛”、“金融升温”、“民企冲动”的海外并购热潮，但很快就陷入被动局面，不是失败就是亏损，如TCL收购法国汤姆逊、上汽收购韩国双龙、南汽购买英国MG罗孚、德隆收购美国默里户外电动设备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就曾明确指出“我国现在进行海外并购并不缺乏资金，缺乏的是清晰的战略眼光和整合能力”。 ⁴⁷

（3）海外“忽悠”，在金融危机的乌云笼罩下，一些以前动辄以“国家安全”而将我国企业拒之门外的国家官方或金融机构不仅适当放宽了资本进入限制，而且频频主动与我国企业或金融机构接触，甚至通过媒体或民间机构进行“忽悠”，提出了类似“某些国家和地区的小企业在未来5年倒闭的概率大增，这些企业正在等待救援，它们的大门已向中国企业打开”，“未来1-2年是中国企业出海并购的黄金点，是最佳的时间之窗”等观点，其结果导致了近年来我国企业海外“资源并购全面开花”、“金融业并购渐行渐远”，制造业并购在痛与诱惑中挣扎。 ⁴⁸

（4）政策过宽，目前，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政策环境发生了剧烈变化，从2011年3月起，资源类境外投资重大项目需要审批的金额起点从3000万美元提升到3亿美元，非资源类境外投资重大项目需要审批的金额起点从1000万美元提升到1亿美元，央企境外投资直接适用备案制，不需要经过审批，国家大幅放宽了对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限制。审批权的下放，刺激了企业“走出去”步伐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企业尤其是央企开始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2010年底，中国企业投资设立的境外企业超过1.5万家，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2588亿美元，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其中，国有企业占据了半壁江山，然而，事实表明央企境外资产流失已成为国资保值增值的头号大敌，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近年逆势提速，近日媒体曝出中国铁建投资沙特轻轨项目亏损达人民币41.48亿元，这笔亏损最终只能由国家买单”。 ⁴⁹

（5）企业信心过度膨胀，一些企业缺乏海外并购常识，自我评估过高，将提升全球销量作为海外并购的主要目的，认为只要将我国低成本的制造能力与西方公司的全球品牌及其分销网络结合起来就一定能取得成功，结果是“中国制造＋欧美营销”的梦幻联姻却终成噩梦。第五，信息缺失，一些企业对东道国法律环境、劳务市场、金融税收制度并不十分了解，对并购中可能遇到的法律、金融、审计甚至政治、文化因素缺乏审慎考量而最终导致并购失败。第六，国企业过多，这轮并购的一大特征是以国企为主并购资源类企业，孰不知，这种并购最易遭到一些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以影响国家安全为由的抵制和贸易保护障碍，如中海油收购美国优尼科、华为收购3Com、中铝收购力拓等。这轮并购情况和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有几分相似，当年日本因为美国经济衰退而日元升值，日元资本滚滚涌向美国大肆收购“光鲜亮丽”的资产，但由于没能很好地将资产整合进自己的产业链条，最后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将日本经济拖进10年低迷。

第四，“再工业化”时期的我国制造业的强国之路

首先，认真理解“十二五”的两个重点。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了“十二五”期间经济发展与转型的指导思想，指出经济发展转型的关键是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的根本出路是不断获取新技术，实现技术升级，十七届五中全会还指出，十二五期间利用外资与海外投资应并重发展。

其次，海外投资：制造业优先拓展。新世纪以来，我国制造业海外投资经历过三个阶段，在2001-2003年的早期 阶段中基本以家电业为主，2004-2006进入成长阶段后，机床业海外投资起步，发生在欧美日的10多起机床并购成为当时的焦点，2006年后，制造业开始投资境外高端与综合性企业，其标志性产业是汽车业和装备制造业，但从投资总量看，制造业比重仍偏低，2008年为96.6亿美元，占海外投资比重的5.25%，2010年上升到10.2%（见图1）。有鉴于此，可以认为，针对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核心技术落后的局面，鼓励有实力的制造业企业大力开展海外投资应成为“十二五”期间海外投资的首选之任，但如果以“我国有8个行业技术成熟，可以走向世界，如机械、家用电器、轻工、纺织服装、建材、原料药、电信设备、探矿采矿等”为导向， ⁵⁰从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角度看，显然是难以完成的。

第三，核心技术并购-“再工业化”时期的我国制造业的强国之路。通过技术并购获取先进技术，能够降低企业研发风险和成本、迅速获取先进技术、快速提升产品技术含量等优点，该方式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用，成为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事实上，我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高端、核心技术并购已开先河，如北方重工并购沈阳北方重工收购德国维尔特-法国NFM公司（2007），不仅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而且遏制了进口产品长期居高不下价格； ⁵¹中联重科收购意大利CIFA公司（2008）， ⁵²杭州机床集团并购德国ABA磨床公司，使杭州机床集团成为世界磨床强手（2009）， ⁵³这些成功的并购案例都说明我国企业已开始从传统的“引近来以市场换技术”开始“走出去以资本换技术”。

图1  2010年我国海外投资分行业构成

资料来源：《中国对外投资现状、政策及有关建议》，中国机床工具报，2011年5月21日

显而易见，建立“资本换技术”理念，抓住“再工业化”契机，以制造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业为龙头，大力扩展海外技术并购，将是我国由制造大国向强国转变的不二选择。当然，技术并购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认真研究，但我们首先必须清晰认识到，这次机遇的重点仍是制造业的“再工业化”，当代先进制造业包含了精益生产、准时生产、清洁生产、柔性制造、敏捷制造、集成制造、虚拟制造和绿色制造等众多先进模式，不仅能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产业发展，更重要的是能带来一场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和提高经济抗风险能力；其次，制造业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世界制造业技术最先进的仍是发达国家，在此背景下，我国不仅要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更重要的是抓住高新技术推进中的国际产业调整机遇，加入到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技术行列中去。

¹参见《世界经济史（第二版）》，第4篇工业革命和工业化，高德步、王珏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²《亚洲华尔街日报：中国挑战美国制造业霸主地位》，南方报业网，2009年8月4日。

³裴旭东：《我国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贡献率测算》，《商业时代》，2008年2期。

⁴王楠：《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经济研究导刊》，2009 年第31 期。

⁵参见《FDI促进中国制造业技术进步》，冯跃，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版。

⁶《我国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王海云，中国论文下载中心2008年6月18日。

⁷邱斌，FDI技术溢出渠道与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研究，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p58.

⁸《中国装备制造业既是强项也是软肋》，中国新闻网，2009年10月17日。

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经济日报1998年12月10日。

¹⁰《中国数控机床技术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相差起码15年》，中国数控机床网2009年5月12日。

¹¹《中国自动化》，2007年2月14日。

¹²《创意产业奠定中国制造业的创新之路》，魏刚，《中国投资》2006年6月8日。